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安全战略之一，联盟一直是国际政治中的核心议题。其中，联盟的建立和联盟与战争之间的关系是学者们最关心的两个方面。相比而言，联盟管理，特别是盟友为管理联盟而进行的互动，却较少被谈及。实际上，联盟管理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方面，如果我们将联盟的建立作为联盟政治的起点，那么联盟管理就是起点之后的整个过程，是联盟成员国做出系统决策时不得不考虑的方面。换言之，联盟与战争的关系、联盟的行为、联盟对国际格局的影响等问题都是发生在联盟管理的背景下。只有理解了联盟管理，才能理解联盟政治的全过程。另一方面，盟友围绕管理联盟而进行的互动会影响其与联盟外国家的交往，并最终影响国际政治大环境。例如，中国与苏联在联盟关系中失败的互动迫使中国与美国缓和关系，从而直接改变了东北亚的冷战对抗格局。此外，联盟的破裂源于盟友之间管理联盟互动的失败，而联盟的破裂和重组又会对国际格局产生重大影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联盟管理应该成为联盟研究的核心议题之一。① 为此，本文将着重分析联盟管理过程中盟友的互动机制。全文包括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现有研究的总结；在此基础上，第二部分将引入后文理论分析的前提条件、厘清重要概念的含义；第三部分是文章的理论部分，文章先按照实力对比和意图两个变量将联盟划分成不同的类型，随后讨论了各类联盟内具体的盟友互动过程；第四部分是案例研究，文章选取了一战前的法俄联盟和二战后的中苏联盟、美日联盟作为案例。 国内外研究现状 现有的联盟理论主要关注三个方面的问题。首先是联盟的建立。以现实主义为代表的主流联盟建立理论认为，联盟的建立是为了应对出现的威胁或者平衡其他国家的权力或利益。②还有学者将目光转向其他可能导致联盟建立的因素，如相同的意识形态、③共同的国内政治体制④等。但是，这些关于联盟建立的理论尝试大多是基于“联盟(一定)是防御性的”这一假设，很少涉及“进攻性联盟”(具体含义见下文)。⑤其次是关于联盟与战争的关系。对该问题的研究，总的来说存在两种观点，有些学者认为联盟容易引发战争，而有些则持相反的观点，认为联盟不倾向于引发战争。⑥例如，权力转移理论(power transition theory)强调联盟的成立与战争虽然没有直接必然联系，但联盟促进了权力平衡，当权力大体平衡时就会引发战争；而均势理论(balance-of-power theory)则认为，权力大体平衡时战争不易爆发，联盟在这一过程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此外，还有些学者根据联盟内部盟友的数量来探讨联盟与战争的关系，他们通过定量分析方法得出联盟越大、越容易卷入战争的结论。⑦然而，这些研究共同的缺失就是将联盟一视同仁，没有进行基本的类型学区分。事实上，不同类型的联盟与战争之间的关系是不同的，而上述观点都只是看到了联盟与战争关系的不同侧面。第三，联盟内政治的研究。对联盟内政治的研究是联盟理论中最为欠缺的部分，也是本文试图解决的问题。 具体来说，现有的对联盟维持(alliance maintenance)和联盟管理(alliance management)的研究，存在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着重分析某个联盟内部盟友之间的互动及其联盟管理。总的来说，有三个联盟获得了普遍的关注，即美欧联盟(以NATO为代表)、⑧美国在东亚的双边联盟(以美日联盟为代表)⑨和苏联的社会主义联盟(以中苏联盟为代表)。⑩受到研究题目的局限，这些分析所得出的结论大多只限于解决单一联盟的问题，不具有广泛的适用性。例如，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认为，在西方阵营中，美国和西欧存在着五个方面的分歧(如对世界的看法等)，他进一步指出，上述分歧主要是由双方在地理、历史、国内政治要求和政治文化四个方面的差异造成的。(11)诸如霍夫曼这样的讨论一方面只是进行简单的原因罗列，并没有给出一个完整的美欧互动机制；另一方面，正如其文章标题所示，这个结论仅限于西方阵营，显然无法为我们理解其他联盟提供普遍的借鉴意义。 第二，倾向于研究联盟管理的某个侧面。例如，某些研究利用公共产品理论(collective-goods approach)等经济理论来解释联盟内部的搭便车现象；(12)或者将联盟管理等同于盟友间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进行的讨价还价；(13)又或者着重讨论某个或某几个因素对联盟管理的重要作用，如外部威胁(14)等；此外，还有学者从意识形态或成员国国内政治制度的角度来理解联盟管理。(15) 特别是自从1984年格林·斯奈德(Glenn H.Snyder)的《联盟政治中的安全困境》这篇重要论文发表之后，(16)将联盟内政治作为一个整体所做的讨论大多都集中在“被抛弃”(abandonment)和“被牵连”(entrapment)这两个因素上。这些讨论认为，对上述两个结果的惧怕是联盟的核心动力机制，盟友间的互动都是围绕这两个机制展开的。此外，另一个受众多学者关注的焦点是盟友在战争中的承诺问题，这基本上可视为“被抛弃”和“被牵连”问题的延伸。在冷战时期，承诺问题又与“延展性威慑(extended deterrence)”紧密相连。(17) 事实上，斯奈德的讨论并不能为我们理解联盟内政治提供一个全面的图景。首先，将害怕“被抛弃”和“被牵连”视为机制性的解释其实是一个误区。“被抛弃”和“被牵连”是失败的联盟管理的两个可能结果。换言之，如果联盟管理不佳，可能的结果就是“被抛弃”或“被牵连”。而对这两者的恐惧只是影响联盟管理的因素之一，并非机制。它并不满足关于机制的定义(详见下文)。具体来说，这种恐惧尽管在联盟内部产生变化，但是它既不是一个过程，也无法将可能影响联盟管理的各个因素串联起来，故而这种恐惧不能被视为联盟管理的核心动力机制。其次，斯奈德将其联盟理论直接建构在对“被抛弃”和“被牵连”的恐惧基础上，却未发现在各类联盟中盟友对这两者的惧怕程度是不同的，并且不同程度的恐惧会对联盟管理产生不同的影响。同时，他也没有解释何种因素会导致或左右这种恐惧，而是将其作为一个恒定的变量。换言之，他认为所有的联盟都会通过同样的恐惧路径来进行管理。然而，正如下文将展示的那样，由于联盟自身特性的不同，会存在不同程度的恐惧，最终导致联盟管理方式产生较大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