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0年底突尼斯爆发“街头革命”至今，“阿拉伯剧变”已持续20余个月。这场剧变从“争民主、求民生”的内生性、和平性和地方性的政治运动，逐步演变成外生性、暴力性和国际性的军事冲突。近两年来，“阿拉伯剧变”的烈火从北非燃烧至西亚，在阿拉伯国家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成为继“9·11”事件后影响中东格局走向和国际体系转型的重要事件之一。在“阿拉伯剧变”中，叙利亚恐将成为最后倒下的那张“骨牌”，也将成为从“剧变时期”向“后剧变时期”过渡的杠杆。当前看来，叙利亚局势急转直下，日趋严峻。一方面，叙利亚内战的枪声越来越密；另一方面，随着中、俄在安理会第三次行使否决权和安南在叙利亚的斡旋外交失败，中、俄、美、欧在安理会的分歧暴露无遗。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美、欧、土耳其、沙特、卡塔尔等国或将以“政治解决叙利亚危机失败”为由，将叙利亚人道主义灾难的责任有意推给中、俄；同时加快武装叙利亚自由军和全国委员会的步伐，帮助反对派搭建从土耳其到阿勒颇的物资援助走廊，并建立以阿勒颇为中心的“根据地”，与巴沙尔大马士革政权分庭抗礼。因此，叙利亚陷入一场由伊朗、俄罗斯和巴沙尔政权对抗美、欧、土耳其、沙特、卡塔尔和叙利亚反对派的“代理人战争”已不可避免。实际上，在这场“战争”中，“自由”、“民主”乃至巴沙尔总统的去留都已变成大国博弈的“棋子”，美、欧、俄、土耳其、沙特、卡塔尔和伊朗等外部大国的意志和干预决定着叙利亚局势走向。 由此可见，叙利亚的未来关乎国家、区域乃至全球权力格局的改变。叙利亚局势尘埃落定后，经过近两年狂热与动荡的中东地区将进行消化和局部调整，中东权力新格局也将随之产生。叙利亚的未来在哪？中东地区新格局将呈现怎样的特征？国际体系因中东新格局的产生将会有怎样的变化？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深刻思考。 君主制、共和制未来发展趋势各异 半个多世纪以来，伊斯兰势力、军队与强权政府之间的合作与纷争影响到几乎所有中东伊斯兰国家，其三角博弈态势成为中东国家政局走向的“晴雨表”。受这三股内部势力的影响，中东伊斯兰国家的两大政治模式——君主制与共和制也一直处于竞争状态。竞争的核心在于哪一种模式更优越、更有助于实现伊斯兰世界的复兴。未来，在叙利亚危机过后，中东三股势力重新“洗牌”下，这两种政治模式各自又将面临哪些挑战，发展方向又将趋向何方？ 海湾君主制阿拉伯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封建家族统治。从政治发展来看，它们的上层建筑主要建立在两个基础之上——部落体制和伊斯兰教义。未来，君主制阿拉伯国家将继续奉行统治家族与宗教势力结盟的原则，以《古兰经》和圣训为立国之本，强化执政合法性；以石油美元为依托，加快民生改善和经济现代化建设步伐，谨慎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同时，加强沙特、科威特、卡塔尔、阿联酋、阿曼、巴林、约旦和摩洛哥等君主制国家的整合，建立“神圣同盟”，实现联合自强。 与依靠强大能源储量的君主制阿拉伯国家趋于联合的态势不同，发生剧变的共和制阿拉伯国家，如埃及、利比亚、突尼斯、也门和叙利亚等，由于伊斯兰势力上升和宪政民主的开启，内部权力结构日趋多元化。今后，这些国家将面临更加紧迫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重建问题。伊斯兰势力虽从革命党变身为执政党和参政党，但在积重难返的民生问题面前，其执政经验不足的问题暴露无遗。这些新政府必须在日益多元化的宗教、教派、政党、部落等政治力量中凝聚社会共识，解决因选举而造成的社会和政治分裂问题；此外，还必须花大力气改善民生、振兴经济。否则“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些共和制国家发生社会骚乱的可能性仍存在。 中东七雄权力平衡将改变 从二战结束到“阿拉伯剧变”的60余年间，中东地区大国以色列、伊朗、土耳其、埃及、沙特、伊拉克和叙利亚这“七雄”之间长期保持一种“天然的”战略平衡。七国平衡突出地表现为以色列、伊朗、土耳其和阿拉伯四大中东主体民族之间的平衡，伊斯兰什叶派与逊尼派之间的平衡以及“亲西方”与“反西方”势力之间的平衡。然而，“阿拉伯剧变”打破了上述三组战略平衡，七国的权力格局开始重新分化、组合。 目前，上述各国竞争与博弈的焦点集中在前途未卜的叙利亚上。“后巴沙尔时代”的叙利亚将走向“治”还是“乱”，能否重构政治认同、恢复其在中东的大国地位，仍具不确定性。但可以确定的是，叙利亚的未来牵动着中东地区战略平衡的重构。一方面，六国对叙利亚危机的立场各异：土耳其和沙特公开支持叙利亚反对派，以色列和埃及则暗地支持反对派，伊朗积极支持巴沙尔政权，伊拉克则奉行中立政策，中东大国的安全博弈已经公开化和白热化。另一方面，随着地区战略平衡的重构，中东地区大国的对外政策也将发生调整。土耳其和沙特在“阿拉伯剧变”中表现积极，影响力上升，与西方国家保持了密切的战略合作关系，推动北约和海湾合作委员会成为影响中东局势走向的重要地区组织；以色列对“阿拉伯剧变”深感焦虑，特别是土耳其与以色列关系恶化后，以色列失去了其在中东的最重要盟友，同时，其对埃及、利比亚和叙利亚等新政权的伊斯兰势力上升，也保持高度警惕，于是在“阿拉伯剧变”中行事被动，只能“顺水推舟”地暗地支持外部力量推翻利比亚和叙利亚的“反以”政府；受穆斯林兄弟会和萨拉菲派的影响，埃及新政府将奉行更加平衡的外交政策，竭力试图在伊朗、沙特、土耳其和以色列之间开展“等距离外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