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87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2 8832(2012)4期0039－12 美国的亚太同盟体系通常被形象地喻为“轮辐体系”(hub and spoke system)，美国居于轮子的中心，盟国处于辐条的末端。这一体系的主要特征是，美国与地区国家建立了一系列双边同盟，这些国家与美国单线联系，相互之间缺乏横向安全合作。冷战结束以来，美国亚太双边同盟体系出现网络化的发展态势。网络化指的是盟国之间的安全合作机制化，横向联系大幅加强，美国与盟国、盟国与盟国之间开展小多边合作，使得单线联系的“轮辐体系”变得纵横交错，交织成网。 美国亚太同盟体系网络化的进展以三边合作为代表，如美日韩、美日澳。奥巴马政府宣布“重返”亚太后，美国力推小多边合作，启动了美日印三边对话。印度有强烈的“不结盟”情结，并不是美国的盟国，但一直被视作“亚太小北约”构想中不可缺少的一员，成为美国及其盟国安全上竭力拉拢的对象。美日印三边合作被称为“隐形同盟”，在一定程度可视为美亚太同盟网络化的新突破。从对亚太安全影响的重要性出发，本文将美日印纳入研究范围。 近来，美国主导的三边合作十分活跃，美日澳、美日韩大张旗鼓地搞军演，美日印三边对话在启动不到半年后举行了第二轮对话。三边合作的发展已进入到一个新阶段：合作不再是三组双边合作的叠加，而是三方遵循若干规范协调行动，形成了有机整体。三边合作为何出现同步推进、快速发展的态势?对中国来说，最关心的问题是，三边合作是否针对自己?是否会发展为“亚太小北约”?本文试图对这些问题加以分析。 一、网络化形成“集群”效应 以美日韩、美日澳、美日印三边合作为代表，美国亚太双边同盟体系网络化已颇具声势，产生了“集群”效应，推动原有的轮辐结构向网状结构转化。三边合作的“集群”效应具有两大特征： 一是合作的机制化。美日韩、美日澳、美日印相继建立了对话机制，政策磋商日趋密切，呈现并行推进的态势。美日韩三边合作始自第一次朝核危机，并在朝鲜半岛能源开发组织(KEDO)及有关半岛和平机制的“四方会谈”过程中保持了合作。1999年6月，美日韩正式建立了对朝政策协调机制“三边协调与监督小组”(TCOG)，在此框架下定期磋商对朝政策。①第二次朝核危机爆发后，美日韩摩擦不断，TCOG机制弱化并陷入停顿。2006年10月朝鲜核试后，美日韩三方恢复磋商，但不再使用TCOG名义。韩国李明博政府上台后，转向加强美日韩合作，三边磋商从司局级、副部级、部级到首脑级不等。美日韩在2009年香格里拉对话间隙举行了首次防长会，2012年决定将三边防长会定期化。② 美日澳2002年启动了副外长级的三边高官会(Senior Officials Meeting)，2006年3月正式启动了外长级的三边战略对话(TSD)，同时保留了三边高官会。2007年，美日澳在香格里拉对话和亚太经合组织(APEC)峰会间隙，分别举行了首次三边防长会和三边峰会。目前，TSD框架下的三边定期磋商包括外长级、副外长级及司局级，前两者讨论共同关心的地区和全球议题，司局级磋商聚焦反恐议题。 美日印三边对话启动最晚，目前磋商层级只是司局级。在此之前，美日澳印企图建立四边对话机制。2004年12月印度洋大海啸发生后，美日澳印曾组建“四国集团”救灾。之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开展“价值观外交”，竭力推销美日澳印四边对话构想。2007年5月，美日澳印在东盟地区论坛(ARF)高官会期间举行过一次司局级四边磋商。由于种种原因，四边对话未能持续。但是，布什政府任内，印度在亚太安全中的作用日益受到美战略界人士的重视，如第二份阿米蒂奇报告呼吁美政府重视印度的作用，称印将在“东亚战略平衡中发挥更大作用”，提出加强美日印合作。③奥巴马政府将印度纳入“大亚太”视野，推动美日印合作的机制化。 二是安全合作的深化。一方面，就地区和全球议题协调立场。美日韩、美日澳、美日印就影响亚太的中长期问题交流看法，减少分歧，增加信任。同时，也为应对突发事件紧急磋商，相互支持，共谋对策。美日澳和美日印磋商的范围大体重叠，均以亚太安全为主。美日澳三边对话强调“三国的共同事业是维护全球稳定与安全，关注的焦点是亚太”。④美日印对话则表示就共同感兴趣的亚太和全球议题进行了“坦率和全面的”讨论。⑤美日韩三边合作范围近年来有从朝鲜半岛向亚太乃至全球扩展之势，开始将维护“亚太和全球的稳定和安全”作为“共同的事业和责任”，⑥三方既关注阿富汗、巴基斯坦、缅甸、伊朗、中东局势的发展，也谋求在人道救援和救灾能力建设、航行自由、海上安全、反恐、海盗、毒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气候变化、发展援助、传染病等议题上加强合作，议题的广泛性堪比美日澳。 另一方面，推进各领域安全合作。三边安全合作跨越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领域。美日韩合作主要针对朝鲜威胁，但也开始以救灾为名搞联合军演。美日澳重点推进非传统安全，但传统军事合作成分增多。人道援助和救灾上，美日澳建立了信息交换机制，以确保在自然灾害和人道危机发生时能合理利用所有资源。三国决定一同开展救灾训练、负责人道援助和救灾的官员举行技术磋商等。⑦美日澳、美日印都举行过人道援助和救灾演习。海上安全上，美、日、澳、韩、印纷纷将其纳入三边合作范畴。2011年东亚峰会(EAS)上，这些国家以讨论海上安全为由提出了南海问题。反恐、防扩散上，美日澳定期举行反恐磋商，加强情报共享，并协助菲律宾等国反恐。美日韩为防止朝鲜核与导弹技术扩散，出台对朝金融制裁新措施并加大对朝货物出口的监视。反导、情报交流上，三边实质性军事合作浮上台面。日、澳、印、韩都是最支持美国发展反导系统的亚太国家，均与美开展了不同程度的双边反导合作，其中美日反导合作最深入，美澳签署了反导协议，美韩、美印开展了反导磋商。经过近10年的发展，美日澳已具备编织反导网的条件。2011年以来，日本再次放宽“武器出口三原则”，允许美国在保障日本安全的原则下向第三国出售日美联合开发的“SM-3 Block IIA”拦截导弹，为美向澳、韩出口此类导弹开了绿灯。2012年3月，美宣布将通过美日韩、美日澳两组“三边会谈”在亚洲构建类似于欧洲的反导系统。⑧美日澳在反恐与防扩散方面开展了情报交流，如果推进三边反导合作，则对导弹预警等情报共享提出了更高要求，必然推进三边军事一体化。联合军演上，三方军演常态化。2007年4月和10月，美日印、美日澳分别举行了首次三边联合军演。2011年7月南海局势升温之际，美日澳在文莱附近海域搞三方军演。美日韩从2008年起就悄悄开展三方联合军演。天安舰沉没、延坪岛炮击事件后，日本首次派员观摩美韩“不屈的意志”联合军演，韩也首次派员观摩了美日“利剑”联合军演。2012年6月，美日韩公开举行三方联合军演。⑨三边合作成员国近年来积极参加亚太多边军演。美日澳印等国是“马拉巴尔”多国联合军演的主要成员。日、韩、澳、印等国均参加美军太平洋司令部主办的“环太平洋军演”。日、韩、澳是“防扩散安全倡议”(PSI)成员，均举办过PSI多国联合演习。近年来，日、韩等国加入了美泰“金色眼镜蛇”联合演习。2012年4月中菲黄岩岛对峙之时，日、韩、澳首次派员观摩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⑩众多军演中，一部分包含人道救援、救灾及维和等内容，但客观上增强了这些国家的军事协同行动能力。很多军演规模大、水准高，美航母出动，先进武器装备登场亮相，针对假想敌演练联合作战。有些军演地点、时机的选择或为了发出政治信号，或为了加大军事威慑。美国则通过这些联合军演，显示存在，强化介入亚太事务的军事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