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道主义干预是国际政治中的一种特殊现象。二战后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随着西方大国对科索沃、达尔富尔等地区以及近期对利比亚、叙利亚等中东国家的干预，人道主义干预逐渐呈现出一些新方式、新特点和新趋势。①本文拟探讨中东变局中国际干预的合法性以及对人道主义干预的影响，以便更好地把握国际干预范式的演进规律，厘清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变化脉络。 冷战后，国际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西方的变化。在此背景下，西方国家加快推进“人权国际化”和联合国“人权中心化”，西方主导下的北约等国际组织成为实施国际干预的重要主体，借助联合国或者以联合国名义进行的集体干预成为国际干预的主要形式，经济制裁、政治压力、军事打击成为国际干预的主要手段。但是，随着西方特别是美国实力的相对下降，国际干预行动不再沿袭原有形式，而是花样翻新，如采取军事措施强行实现对象国的政权更迭，这在对利比亚的军事干预中表现得极为明显；或施压待变，如西方对叙利亚的干预；或斡旋和平解决政治危机，如也门总统在美国干预下“体面”下台。综合起来看，这些干预较之以往的国际干预有着明显不同的特点。 第一，美国从台前走向幕后，英法充当“急先锋”。自2011年中东地区剧变以来，西方多次策动对该地区有关国家的干预，美扮演着领导者的角色，参与干预行动但不牵头，而是推动欧洲发挥“显要”的作用，以图既能远离风险，又能达到“花最少的钱、用最少的兵、办最大的事”这一目的。在参与对利比亚的军事行动中，奥巴马政府一再表示美要发挥“关键但辅助性”作用，从一开始就采取了“有限介入”和“决不当头”的策略，并表示美不会派遣地面部队，强调盟国在联合军事干预行动中的责任分担，美国提供情报和武器支持而由法、英冲在最前头。②这表明，美国独自决策、独自行动、独自买单、独享尊荣的干预模式正在变化，美对并非攸关其核心利益的地区进行干预时可退居幕后，而将主导权交给法英等欧洲国家，从而胎生出“有限干预”模式。③布鲁金斯学会战略问题专家奥汉隆指出，在处理利比亚问题时，奥巴马政府突出了多边合作的必要性和有效性，令盟友与合作伙伴得以发挥更大作用，这是奥巴马外交政策所取得的一个显著成就。④在这种干预中，美付出的成本也是最少的，与总耗资约13000亿美元的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相比，美在利比亚的军事行动只花费约10亿美元，可谓九牛一毛。⑤在叙利亚问题上，美也是由法英大展拳脚、冲锋在前。英法对叙利亚实行全面封锁和围困，一方面实施贸易、石油、武器等全面制裁⑥，以图削弱叙政府的实力；另一方面孤立阿萨德，撤回驻叙大使，对叙利亚进行“人道主义的狂轰滥炸”和连篇累牍的“舆论谴责”，比如英法媒体深入叙前线(霍姆斯)，报道政府军所谓的“杀人如麻”、犯下战争罪行，高调宣传“石油副部长叛逃西方”、“将军叛逃土耳其”等，以否定叙政权的合法性，进而动摇叙当局的执政信心和执政基础。除了英法扮演主力军、“急先锋”外，阿盟和土耳其也十分活跃、高调。阿盟国家一直积极介入利比亚、叙利亚问题，甚至牵头起草针对两国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草案，比如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的决议；卡塔尔、阿联酋还派军用飞机直接参与针对利比亚的军事行动；阿盟中止叙利亚的成员国资格，牵头召开应对叙利亚危机的国际会议，不断出台制裁措施，以图迫使巴沙尔下台，沙特、卡塔尔等甚至提出向叙利亚反对派提供武器援助，卡塔尔外交大臣称“我们应该采取各种措施和手段去帮助”叙反对派。⑦作为阿拉伯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国际组织，阿盟对成员国“动真格”、引入域外力量对本地区事务进行干涉，确实十分罕见。土耳其的“奥斯曼帝国之梦”一直未消，目前正积极“向东看”，希望在中东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针对邻国叙利亚，土耳其积极参与英法美的各种干预行动，还为叙反对派武装“叙利亚自由军”提供庇护、输送轻武器。⑧在俄罗斯和中国否决联合国安理会关于对叙利亚行动的决议草案后，土耳其一度表示，土方无法对这个“大失败”保持沉默，进而配合西方在叙靠近土方边境的地区建立“安全区”，开辟“人道主义走廊”。美顺势对土示好，为其打气，指出在叙利亚问题上土耳其是一位领导者，是“一个本着良心和理解叙利亚人民痛苦的国家”。⑨ 第二，培植反对派，塑造“内战式”干预模式。在中东剧变中，西方一直注重在有关国家扶植反对力量，使之整合、培育成统一的政治和军事武装力量，开展反政府斗争，如在利比亚和叙利亚实行“以利制利”、“以叙制叙”战略，用军事、制裁、围堵等强力手段推进当地的“民主化”，巩固扩大所谓“革命成果”。在利比亚冲突中，反对派力量虽然早就存在，但势单力孤、派系林立、群龙无首，无法与卡扎菲政权抗衡。西方迅速帮助他们在利第二大城市班加西成立临时政权“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与卡扎菲分庭抗礼。此后，西方就着手向利反对派派遣军事顾问、提供武器、通信技术设备以及物资、情报支持，帮助反对派武装由小变大、由弱变强，并逐个攻破卡扎菲政府军的防线，最终占领了的黎波里，在利实现了“改朝换代”。在对利比亚事务的干预取得成功之后，西方力图将这一模式复制到叙利亚。它们首先帮助叙反对派力量组织化、合法化。2012年2月24日，美、法、德、土以及阿盟、欧盟、非盟、联合国等6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在突尼斯召开“叙利亚之友”国际会议，整合叙利亚多个反对派力量，承认最大的反对派“叙利亚全国委员会”是叙利亚代表“公正、民主”的组织，同意增加对反对派的援助，强化对巴沙尔政权施压，号召叙反对派团结、联合起来，结束阿萨德政权，同时呼吁其他国家援助叙反对派。⑩此后，西方国家等寻求武装叙反对派。2011年7月在土耳其成立的“叙利亚自由军”，其目标就是要推翻叙现政权。该组织成立后发展迅速，已对叙军队和安全部队构成严重威胁。据英国媒体披露，“叙利亚自由军”已从美、法等西方国家获得武器，并已掌握了防空导弹等先进武器。(11) 第三，谋求干预的合法性。人道主义干预行为的合法性，主要来源于联合国的合法性授权以及相关国际法的明确规定。在中东剧变中，西方千方百计地寻求这种合法性。为此，美国、北约组织调整干预策略与手段，采取“巧防务”战略(12)，强调在国际干预中合法使用军事手段，努力与国际组织和地区大国进行更多的协调、合作，甚至加强防务联合。(13)它们还打着“保护的责任”的旗号。(14)这在对利比亚事务的干预中表现得尤为明显。鉴于之前的科索沃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没有或者缺乏联合国的授权而未能获得合法性的教训，这次西方国家主要在联合国框架内行动，向各国说明对利比亚干预的必要性，尤其是游说中俄支持对利干预行动，使涉及利比亚的决议最终在安理会顺利通过，进而严重孤立卡扎菲政权，造成其统治的合法性危机。当联合国安理会通过1970号和1973号决议后，西方立即把联合国的授权发挥到极致，以“保护平民”名义建立“禁飞区”，继而采取空中打击的战争手段，使得军事打击有更充分的合法性。(15)西方多次强调军事打击行动的合法性，称其是“执行联合国安理会1973号决议”，“不会插手利比亚政治事务，要让利比亚人民自己塑造他们的未来”。西方自我标榜严格遵照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法律框架，禁止“对利比亚任何部分的任何占领”。同时，西方也非常重视地区承认的合法性，争取阿盟对西方干预中东地区事务的支持。即使在有严重分歧的叙利亚问题上，西方也是不厌其烦地在国际多边场合推动各种表决，寻求所谓的“授权”。在2012年2月关于叙问题的决议草案于安理会表决时遭否决后，西方又将几乎相同内容的决议草案拿到联合国大会去表决并获通过，其后又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提交一份谴责叙当局镇压平民的决议案，并再次获得通过。3月20日，法国就叙利亚持续镇压反对派问题分发主席声明草案，表示“全面支持”联合国及阿拉伯联盟联合特使安南，有意先借主席声明达成对叙事务进行干预的共识。这些决议或声明虽然仅具一定的象征意义，对各会员国没有法律约束力，但为外部干预叙事务争取了一定的道义优势，加大了对叙利亚政府的政治压力。(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