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550(2012)05－0021－21 在人类国际关系的历史上，总是存在着一些亘古未变和反复出现的现象和事态。在众多的历史常态中，领导国家的兴衰更替无疑是激发无数历史学家和战略学者持久想象力的重大问题。①在考察领导国家的兴衰更替时，我们发现“盛极而衰”是一项显而易见的历史常识甚至自然定律，以至于古代历史学家将其研究的核心概括为“为什么一个国家的兴起会导致其衰落”。②换言之，领导国家总是遵循着自然界周而复始的规律，一旦取得成功就开启了某种自我衰落的进程。辉煌背后总是潜伏着导向毁灭的因子，繁荣的同时也难以避免地继之以倾覆。既然领导国家“盛极而衰”的历史现象一再出现，那么共同现象的背后必然存在着某种具有共时性的一般法则。本文的目的就在于尝试探寻领导国家从兴盛到衰落的作用机理和内在逻辑，旨在为理解“霸权兴衰”这一重大历史和理论命题能够提供些许知识增量。 一 领导国家从兴盛到衰落的作用机理之文献分析 由于领导国家衰落的深远影响，学者们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可谓经久日长，相关成果可谓汗牛充栋、难以穷尽。本文将研究视角聚集于“领导国家何以衰落”这一命题上，并就此对既有主要理论解释的文献进行评估。 第一，技术决定论。对于领导国家的衰落，技术决定论者认为技术停滞和技术扩散这两大机理决定了其由盛至衰的历史曲线。关于技术停滞，卡伦·拉斯勒(Karen Rasler)和威廉·汤普森(William R.Thompson)注意到，技术革新趋向于时间和空间上的聚集，先是有利于某一主导国家，然后是其他国家。他们认为导致原先主导国技术趋于停滞的因素包括创新带来的收益逐渐减少、领导者倾向于自我满足、国内制度僵化导致对不断变化的环境反应不当、生产成本明显提高等。③伊懋可(Mark Elvin)在分析中华帝国何以在近代落后于西方时提出了“高水平均衡境地”的假说，他认为传统中国的人地比例失调使得农业剩余和对劳动替代型技术的需求不足从而导致了技术创新的停滞。④与技术停滞相伴随的是持续和难以避免的技术扩散。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指出：“尽管技术是昂贵的并且不容易创造，但一旦被创造出来，一般就比较容易扩散。长期以来，防止技术扩散到军事对手和经济竞争者手中的努力总是失败。”⑤中国学者时殷弘也认为先进的经济技术方式、社会政治方式和思想方式必然广泛扩散，绝非某一国家或地区能长久独占。⑥在他们看来，技术的持续扩散正是国际权力再分配的重要动力。 技术停滞和技术扩散为我们理解领导国家的衰落提供了重要启示，但也存在各自的问题。事实上，技术停滞常常是社会环境鼓励或诱导的结果。阿诺尔德·约瑟夫·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通过大量事例证明技术停滞非但不是文明衰退的原因，相反却是一个结果和先兆。⑦技术扩散确实意味着任何一个领导国家都不能长久保持对创新的垄断地位，但我们需要进一步追问两个问题：其一，技术扩散是一个客观趋势，然而不同国家对这一趋势的反应并不相同，一些国家因掌握技术而兴起，另一些国家则继续保持原来的落后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讲，技术扩散能否导致领导国家衰落还取决于他者的学习能力和意愿。其二，技术扩散很大程度上是领导国家推行帝国主义政策的副产品，过度强调扩散的客观趋势忽视了领导国家对其他国家进行殖民剥削的非正义性。 第二，经济衰落论。与对技术因素的强调相比，更多学者将精力集中于考察经济变化与领导国家实力消长的相关性。卡洛·M.奇波拉(Carlo M.Cipolla)在分析帝国的经济衰落时提出了“需求持续向底层扩散”的一般准则。在他看来，帝国在衰落之前首先都要经历经济增长，进而带来了私人和公共消费的上升。这种不断改进的舒适生活一开始只是一小部分人和特权阶层才能享有，但很快就扩散到底层民众和更大规模的人群中去。⑧这样，整个帝国就陷入到过度消费的陷阱之中，从而损害了国家长远的经济发展和实力增长。哈罗德·斯普劳特(Harold Sprout)和玛格丽特·斯普劳特(Margaret Sprout)夫妇以大英帝国的衰落为个案，提出了领导国家衰落的一般性机理，即可支配资源与所承担义务之间的日益失衡。他们认为任何共同体都面临着“不断增长的需求与资源不足之间的两难困境”，其严重程度决定了领导国家衰落的程度和趋势。⑨保罗·肯尼迪(Paul M.Kennedy)也是经济决定论的重要代表人物，他认为成熟的帝国为了维持国际统治往往将其资源用于军事目的而非财富创造。从长远来看，这将导致该国国力的削弱。⑩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经济衰落论”几乎都是围绕生产与消费的关系展开：过度消费挤占了用于生产性投资的资源，从而导致领导国家的国力透支和相对衰落。理论的简约性往往会牺牲掉其他的重要变量。面对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矛盾，领导国家一方面可以通过内部变革来缓解，另一方面则能够从外部汲取资源来弥补国内生产能力的不足。在经验层次，这一假设也没有得到现实案例的完全支持。有学者通过考察1831－1931年的英国和1950－1960年的美国的经济表现，得出了消费变量并不对投资和经济表现构成显著影响的结论。(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