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815.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2826(2012)04-0056-08 大国关系是牵动世界局势发展和国际格局变动的决定性因素。在国际安全领域，大国关系决定着世界的战争与和平。冷战结束至今，在国际安全体系和平转型、安全威胁多元化和复杂化，以及随着新兴大国崛起所产生的国际安全结构变化等背景下，大国安全关系进行着全面调整：共同安全威胁增加和共同安全利益的扩大，使得大国间进行着广泛而密切的安全协调与合作，而且合作的制度化不断加强，但安全目标的差异与战略互信的匮乏又使得大国间的安全合作具有明显的竞争性，并且，实力对比发生的明显变化使得大国间的战略防范突出。同时，随着全球治理理念的发展和新兴大国的崛起，大国安全关系将逐步向和平相处、共同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迈进。 一、竞争性合作是大国安全关系的主要特征和走向 冷战结束至今，在大国安全关系中，一方面冷战时期的西方大国间联盟关系整体性延续并发生转型，另一方面又出现了一种既非对抗又非结盟、以协调与合作为基点的大国战略伙伴关系。在传统西方大国安全联盟中，北约和美国的亚太联盟，作为冷战时期对抗社会主义阵营的军事联盟并没有随着冷战的结束而解体，联盟的性质、目标和任务随着形势变化不断进行调整。2010年的北约新战略概念提出要以“新能力”、“新伙伴”应对新威胁，宣称要更高程度、更大范围地建设与其他国家或组织的伙伴关系，将“寻求与俄建立真正的战略伙伴关系”。[1]美日同盟也从一个双边军事关系的组织向亚太地区安全秩序的支柱转变，从而弱化同盟的目标针对性，增强其集体安全性以维护共同安全目标。与此同时，随着新兴大国的崛起，传统大国与新兴大国间，以及新兴大国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普遍建立并发展，如中美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到“全面合作伙伴关系”、中俄从“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到“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美俄从“和平伙伴关系”到“战略伙伴关系”、中法从“全面伙伴关系”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日“友好合作伙伴关系”、中英“全面的伙伴关系”、俄法“优先伙伴关系”、日俄“相互信任的伙伴关系”、俄印“战略伙伴关系”、日印“战略与全球伙伴关系”……不论是在传统联盟关系还是在新的战略伙伴关系下，协调与合作成为大国安全关系的总体特征与走向。导致大国间安全合作的主要原因有： 第一，共同安全威胁的增加和共同利益的扩大。全球化的全面而深入发展加深了大国间的相互依存，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而相比之下，二战结束之初美苏共同利益的严重不足是导致双方由合作走向对抗的一个重要原因。正如著名的凯南“长电报”中所分析的，美国之所以可以与苏联对抗、决裂没有什么风险，是因为同苏联的“利害关系微乎其微”，“在那里，我们没有投资需要保卫，没有确实存在的贸易机会的丧失，也没有同胞需要保护，没有需要维护的文化联系。”[2]大国相互依存度的不断增强也使得武力解决争端越来越不可行，协商与合作成为必然选择。全球化广泛而深入发展的同时，其负面效应也不断显现，像气候变化、国际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全球性问题增加了大国的共同威胁，也提高了大国合作安全的共识。在全球性问题面前，大国认识到只有通过协调合作才能实现共同利益。由此，国际安全体系中大国之间协调合作的空间变得更大，合作意愿更迫切，从而使得合作共赢的思想、合作协调的机制、全球治理的理念有时强于或压倒了传统大国间的权力争夺。 第二，世界政治的多极化增加了大国间战略需求的必要性，促进了大国间的战略合作。冷战后，以美国、欧盟、中国、俄罗斯和日本等力量中心为支点的世界政治格局继续向多极化方向演变。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迅速崛起，俄罗斯加速复兴，以印度、巴西等为代表的新兴大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升，国际政治领域中的这些新变化加速了世界政治的多极化趋势。在一个多极化的世界中，任何一个大国都无法单独行事，都离不开其他大国的支持与协作，尤其是在安全领域。多极化格局增强了大国相互间的战略需求预期，从而有助于促进战略合作关系的建立。 第三，核威慑造就了“共存亡”局面，制约大国间发生冲突乃至战争。冷战时期核威慑在制约战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冷战后尽管军事因素在大国关系中的地位有所下降，但它仍受到各国的高度重视，尤其是核武器的威胁不但没有消除，反而有进一步发展的势头，使得军事关系中的“零和”关系法则在冷战后大国关系中仍发挥着“观念的”作用。核武器的发展及扩散虽然对世界安全造成巨大威胁，但其毁灭性的后果也客观上形成了核国家的“共存亡”状态，从而成为制约大国关系发生冲突乃至战争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四，各大国虽然战略取向和政策目标不同，但都有避免对抗、加强合作的愿望。俄罗斯奉行“国家利益至上、国内目标高于国外目标”的务实外交路线，同世界所有国家发展“伙伴、互利、非对抗关系”，把为俄罗斯经济复兴和实现国家现代化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作为对外政策的首要任务。[3](P171)中国将继续走和平发展道路，发展与各国的友好伙伴关系，并积极参与国际安全机制建设和国际事务的处理，努力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欧盟在谋求欧洲和平与发展的同时，努力争取在国际事务中有更大的发言权。日本在谋求“政治大国”的道路上，虽然有军国主义因素掺杂其中，但因其生存环境和国际政治地位的脆弱性，在全力维持世界强国地位的同时也不太可能出现与其他大国全面对抗的局面。就连超级大国美国也已深刻认识到，自身已无法单独应对当今世界的各种挑战，必须加强与其他大国的伙伴关系。2010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就提出，要强化美国的传统联盟，同时培植与新兴影响力中心的伙伴关系，在互利和相互尊重基础上深化与中国、印度、俄罗斯等国的合作。[4](P40-45)因此，大国合作是有内在基础的。 尽管合作安全是世界主要大国的共识，但大国因在战略目标、安全利益和安全政策等方面的差异使得其合作具有明显的竞争性。在地区安全关系的整合过程中，各大国为了实现构建对己有利的安全环境，维护自己的安全利益，以及力争地区安全主导权，加紧协调与争夺。比如在欧洲安全问题上，美、欧、俄极力争取扩大各自在欧洲安全问题上的发言权，甚至主导欧洲安全事务。美国通过推动北约东扩谋求维持其对欧洲的控制，防范俄罗斯崛起，主导欧洲安全，并力图进一步将俄罗斯纳入美国支配下的欧洲多边安全框架，建立起一个不分裂的、民主与和平的欧洲；俄罗斯力主以欧安组织作为全欧安全的基本框架，阻缓北约东扩，在欧安组织的职能和作用被北约和欧盟边缘化的情况下，俄罗斯还力争挤入北约，成为北约“20机制”中的一员，争取成为北约的平等参与者与决策者，坚决维护独联体的军事一体化和安全边界；欧盟一方面支持北约东扩，以便为欧盟东扩开辟道路，同时也注重在欧安组织问题上与俄罗斯的协调，以巩固中东欧的“西化”成果，并企图借助俄罗斯平衡美国的力量，保持欧洲安全与稳定。美、欧、俄围绕欧洲地区安全问题展开了一系列协调和角逐。在东亚地区安全问题上，区域内大国之间和区域内与区域外大国之间围绕东北亚和东南亚安全问题进行沟通和协调的同时，也进行激烈的竞争。美国一方面继续将美日联盟作为其亚太战略的基石，另一方面根据其“新太平洋共同体”设想，谋求建立起美国主导的亚太地区多边安全机制；日本则力图在保持日美安全合作机制的同时，建立以日本为核心和主要倡议国的亚太地区安全保障机构，增大其在本地区事务上的发言权；俄罗斯则谋求建立利益和影响力平衡的地区安全结构，加大与中国在建立东北亚安全机制问题上的磋商与合作，以制约美日对该地区安全事务的操控，争取自己在该地区安全利益的最大化。进入21世纪以来，由朝鲜核问题引发的大国关系互动和利益博弈，凸显了大国关系的复杂局面和大国的外交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