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与新大国协调机制的构建：以七国集团为视角

      大国协调始于1814年欧洲强国在反对法国拿破仑的战争获胜之后而召开的维也纳会议。这些强国包括英国、奥地利、普鲁士、俄国和随后加入的法国。由这五大国主导的欧洲协调开创了一种重要的国际多边安全机制，维持了欧洲大国之间从1815年维也纳会议结束至1854年克里米亚战争爆发将近40年的和平。①在传统大国协调时期，②有三个历史阶段比较接近协调体系运行的状态，即主要大国之间通过会议外交谋求共识性决策。这三个阶段分别是：1815年至1854年(尽管这种欧洲协调最有力的时期仅持续到1822年)、1919年至1920年和1945年至1946年。由于20世纪大国协调的这两段时期都非常短暂，以至于有观点认为这两个时期根本算不上大国协调。③从1899年和1907年两次海牙和平会议美国正式介入，欧洲协调开始拓展为全球性大国协调；从1919年巴黎和会开始至二战末期，美国逐渐主导了这一进程，从而完成了全球大国协调的中心从欧洲到美国的历史性转移。但就合作的议题而言，这一时期大国协调的本质未变，仍属传统大国协调的范畴。

      二战以后，美国与苏联作为当时世界上两个最有权势的国家，由于意识形态和战略利益的冲突，双方没能摆脱“安全困境”的束缚，最终由战时的合作走向了战后的对抗，陷入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冷战之中。在冷战时期，尽管美苏两极争霸贯穿始终，但与此同时，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阵营内部，又开创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新大国协调”。这一时期以七国集团(G7)为核心，从1975年11月六国首脑会议开始(第二年加拿大加入，正式形成七国集团)，大国协调逐步介入政治、经济、社会和环境等非军事安全领域，并将之作为核心的安全议题，推动其国际安全合作走向综合化。④新大国协调脱胎于冷战时期，受限于当时的苏东国家很大程度上脱离于西方经济体系之外，新大国协调还不具有真正的全球意义，且治理领域以金融和经济议题为主。但无可否认的是，冷战期间它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已经发挥了重要的国际治理作用；冷战之后，新大国协调更是在治理地域、治理领域和治理效果上得到了扩展和加强。

      当今世界的国际治理，从七国集团到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二十国集团(G20)，大国协调的身影无处不在，大国协调已经成为国际治理的主渠道。而在大国协调中，美国的作用又至关重要，甚至有学者从金融力量主导全球经济的角度认为，美国是当今全球治理的中心。⑤尽管国内外对于七国集团历史进程的经验性研究已经比较丰富，但对于如何理解新大国协调的运转和治理制度的成果还为数不多。⑥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包括：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和尼古拉斯·贝恩(Nicholas Bayne)认为，七国集团是美国、西欧和日本的集体管理机制(collective management)，峰会效果有赖于美国参与的意愿以及与其他大国的合作；约翰·伊肯伯里(G.John Ikenberry)认为，七国集团中的诸大国史无前例地都是市场导向的民主国家，就更深层的意义而言，他们形成了一个共同文明，因而新大国协调是自由民主国家的制度化体现；瑞斯特·潘提拉(Risto E.J.Penttil)认为，以七国集团为代表的新大国协调机制具有非正式性(不需要正式的国际制度)和软约束性(不缔结正式条约)，是介于为处理某一重大危机而临时成立的协调组织(Contact Group)和正式国际组织(联合国安理会)之间的“元制度”(Meta-Institution)；艾里森·白林(Alison Bailin)综合了霸权稳定论和制度主义两种研究方法，认为新大国协调是一种集团霸权机制，即由全球权力集中在少数几个大国共同建立和维护的集团性霸权；郑先武认为，新大国协调保留了传统大国协调的决策程序和所依据的基本规则与规范以及涉及的核心安全议题，其运行的重要国际背景条件依然未变，新大国协调的变化是连续性变化而非革命性的变化。总体来看，学界认为新大国协调是对传统欧洲协调的继承和发展，依然是基于诸大国合作的多边安全机制。⑦本文认为，认识新大国协调涉及一个核心问题，即如何理解七国集团中的诸国关系问题，尤其是美国这个昔日全球性霸权国(一般认为，美国担当了二战后至70年代初期二十余年的霸权国，尔后随着西欧、日本的复兴，美国的权力趋向衰落⑧)在协调体系中的作用，即七国集团的合作特点是什么？美国对这种特点的形成产生了什么影响？针对上述问题，本文重点考察分析新大国协调的起源、治理结构、治理结果以及美国的作用。通过历史实证分析指出，目前美国领导与多国合作并存的新大国协调机制与传统大国协调相比已发生了重大改变，因而具有开创性和独特之处。

      美国与新大国协调的起源

      肇始于冷战时期的新大国协调，无疑受制于当时美苏两极争霸的国际背景。纵观整个冷战时期，苏联经济落后，只在军事和政治上与美国争雄，而美国则拥有更为宽泛的权力资源，包括军事、经济、科学、文化和意识形态资源，苏联被认为迟早会丧失其超级大国地位。⑨了解美国在二战后世界政治中的主导地位，对理解新大国协调开创的国际背景意义重大。在20世纪70年代初，由于众所周知的“尼克松冲击”——美元无力维持与黄金的固定比率，支撑战后初期国际金融领域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由此瓦解，美国宣布提高进口商品的税率，以减缓美国不断扩大的对外贸易逆差。⑩这被认为是美国权力衰落的一个标志。但怎样理解美国权力的这种相对衰落以及衰落程度如何，对于把握新大国协调的创立环境非常重要。本文将选取结构和进程两个方面来考察新大国协调机制的构建，认为新大国协调的创立与运行体现了美国领导与多国合作并存的特点。

      从结构方面来看，本文采用的是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N.Waltz)关于结构的经典定义，即国际无政府结构根据单元间能力的分配来界定。(11)二战以后经过将近三十年的恢复发展，英国、法国和联邦德国等西欧国家和日本的经济实力重新上升到一个较高水平，改变了战后初期的那种美国一家独大的局面。以美国、日本、法国和联邦德国占资本主义世界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而言，美国由1948年的54.6%下降为1970年的37.8%，日本、联邦德国和法国则由1948年的均不足5%分别上升为1970年的9.5%、10.1%和6.5%。(12)但是不应夸大美国的这种衰落。约瑟夫·奈(Joseph S.Nye)就指出，这一变化只是反映了二战的非自然效应——与其他大国不同，美国实力因战争而增强。但是，随着其他国家经济恢复并步入正轨，这一人为的优势注定会遭到削弱。重要的事实在于，即便是从新大国协调开创的1975年起至1990年，美国经济占全球产品的份额保持了相对不变，为年均23%。美国中央情报局采用反映不同货币购买力的数据进行统计，认为美国占世界产品的份额从1975年的25%还略增至1988年的26%。(13)由此可见，占世界产品将近1/4的美国经济实力相对于冷战期间的其他资本主义大国来说依然优势明显。西欧和日本经济复兴的意义可能更在于，降低了其唯美国马首是瞻的意愿，而是希望以渐趋平等的合作者身份同美国展开对话，但是当七国集团领导人坐在一起开会时，他们就会发现美国并不是诸大国中普通的一员。这与19世纪的多中心主义和多头政治的大国协调不同。“当英国还主导着除欧洲之外的北美、拉丁美洲和亚洲的贸易时，当法国和德国主导着文化和艺术领域时，当俄国成为1815年后最大的军事强国时，当奥地利在维也纳会议之后的头三十年中还主导着欧洲外交事务时，无法想象19世纪的欧洲存在单一霸权。”(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