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巴里·布赞教授与丹麦哥本哈根大学政治学系琳娜·汉森副教授通力合作的《国际安全研究的演化》一书，①经由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研究中心主任余潇枫教授精心翻译已正式在中国出版。该书对中国学术界的启示，并不仅仅多了一本权威的教材，更重要的是，分析和梳理两位教授在该书中的思想和观点，对于如何推进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安全研究也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本文将结合该书的一些理论和思维特点，来探讨布赞教授和汉森教授这一著述对中国国际安全研究的启迪，并进而从他们的视角来寻找国际安全研究“中国化”应该具有的思考。 一、《国际安全研究的演化》：三大学术特点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安全研究一直是国际关系学科中最重要的研究和教学领域之一。本书有三大特色。 首先，该书是一部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关系学界中“安全研究”的学科发展史。正如该书的标题所阐明的，这是一本总结、梳理“国际安全研究”如何演进的著作。对广大中国读者来说，阅读此书不仅能了解“国际安全研究”的形成与进展，更重要的是，了解安全研究的演进路程，也是拓展我们安全视角的重要动力。 在此著作出版之前，已出现一系列有关国际安全研究的系谱学总结和介绍性的图书出版。这些书籍中有代表性的包括：爱德华·克沃杰伊(Edward A.Kolodziej)的《安全与国际关系》、特里·特里夫(Terry Terriff)等人共同协作的《今天的安全研究》、龙尼·D.利普许茨(Ronnie D.Lipschutz)主编的《论安全》，以及艾尔塞尔·爱登勒(Ersel Aydinli)与詹姆斯·罗西瑙(James.N.Rosenau)合作编辑的《全球化、安全和民族国家》。②这些著作都从国际安全研究的学科发展和研究日程发展等诸多方面，分析和讨论了国际安全从概念、主体和研究议题等诸多领域内的新变化。然而，这些著作的缺陷要么是偏重于理性主义的安全议程，要么过分强调20世纪80年代末欧洲兴起的“规范主义”或者说“后实证主义”的安全研究，都没有将这两大安全研究的分支——重军事、政治和外交研究的“美国主义”与重安全威胁的国内因素和社会视角的“欧洲主义”进行有效的整合，更没有从安全研究的学科发展史的角度出发，有说服力地概括和介绍“美国主义”与“欧洲主义”的差异与联系。 其次，布赞和汉森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不同于“美国主义”的“欧洲主义”安全研究的方法和内容。国际安全研究起步于冷战阶段。这一阶段安全研究的核心话题是：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如何避免世界再度悲剧性地陷入新的大国战争。在冷战的大背景下，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安全研究只有一个压倒一切的命题，那就是如何抵制苏联集团的意识形态扩展、如何防止在经济和军事能力上和西方集团并驾齐驱的苏联集团战胜西方“自由世界”。在此背景下，安全研究绝对就是“国家安全”——以增强西方国家应对苏联威胁的能力建设和战略制定为核心，辅之以有效的政策实施和资源动员。国际安全研究的唯一主体是国家，该研究就是围绕国家在权力竞争中究竟如何能够得以生存的研究。虽然这一时期的安全研究也具有如何防止内部威胁的讨论，但其焦点都是围绕国家如何防止遭受各种其他国家施加的“外部威胁”的争论。 冷战时代安全研究的支配性范式显然是现实主义。现实主义理论不仅带来各种国家主义安全研究的强有力的理论解释系统，安全研究也成为现实主义理论成长和发展最重要的实证来源。其结果，传统的国际安全研究确定了国家作为主体、武力使用作为关注核心、外在风险作为威胁的基本来源，以及国家的军事能力建设和危机管理与应对为主要政策措施、实证主义和理性主义为认识论基础的安全学说。 20世纪80年代后，冷战逐步进入美苏两大超级大国之间的“缓和时期”。被冷战阴霾长期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国际学术界终于可以开始同“生存”的沉重主题拉开一些距离，转而寻求对冷战教训和各种问题的反思，国际关系研究出现了明显的“多元主义”的趋势。1991年，冷战的结束更是国际关系历史进程中划时代的事件。国际关系理论的各种多元主义争论，最终汇集成为对现实主义研究范式的颠覆性批判。以“哥本哈根学派”为代表的欧洲安全研究发起对继续坚持传统主义安全研究议程、继续强调理性主义方法论的“美国主义”安全研究的强大挑战。而美国的安全研究继续保持了传统主义特点，强调安全研究就是“军事的、政治的和外交的”，和安全研究存在着重大关联度的“战略研究”则永远是探讨如何“打赢战争的艺术”。③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国际安全研究的“美国主义”与“欧洲主义”的争论，让国际安全研究进入了新的繁荣发展期。其学术成就远远超越了冷战时期的“威慑理论”、“均势理论”、“霸权稳定”、“理性决策”、“安全合作”、“军控和裁军”和“战略研究”等分支。布赞和汉森的《国际安全研究的演化》概括了国际安全研究的11个分支，它们分别是：“常规建构主义”、“批判建构主义”、“哥本哈根学派”、“批判性安全研究”、“女性主义安全研究”、“人的安全”、“和平研究”、“后殖民主义安全研究”、“后结构主义安全研究”、“战略研究”，以及“新现实主义安全研究”。这些安全研究中的不同学派，为我们呈现不是单纯从国家与主权角度而是更多地从社会的角度对国际安全问题的剖析和思考。这些分支和学派很多显示的是社会科学研究的“解释功能”，构成了“知识驱动型”的理论而非“政策指导型”的理论。这些色彩斑斓、各有学术依据的安全思想，为我们提供了安全认识的全息画卷。正如该书《自序》中所说的，“这样一部思想史记载着不同学术视角如何相互影响、彼此吸纳和不断交锋……一部思想与科学社会学史能帮助国际安全研究者更好地了解不同的理论从何而来，为何不同，它们之间的哪些争论事实上将整个安全研究领域链接在一起”。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