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结束以来，西方学术界重新出现了一股研究世界政府或世界国家(下称“世界国家观”)的热潮。世界国家观在西方学术史上源远流长，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的斯多葛学派。到了近代，尤其是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国家的研究更是蔚然成风。①冷战结束后，主要受到美国成为世界上的唯一超级大国和现有国际机制不能有效解决各种全球性问题这两方面因素的刺激，世界国家成为一种可能的全球性制度安排和世界秩序方案，重新得到西方学术界的重视，这也意味着世界国家观的研究重新兴起。本文的主要目的不在于对已有世界国家观的研究成果进行全面评介，而是集中考察亚历山大·温特有关“世界国家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这一观点能否成立。考虑到温特的世界国家观与政治和哲学研究领域的承认理论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文将把这一考察纳入到承认理论的框架中进行，尝试完成两个方面的任务：首先，对承认理论的思想渊源尤其是温特受到启发的霍纳特承认理论进行评介；其次，在比较温特世界国家观与霍纳特承认理论间异同的基础上，就两者共享及温特世界国家观独有的问题进行研究，就世界国家不可避免这一结论能否成立做出判断。 一、世界国家观的经验研究成果及其面临的批评 20世纪90年代以后，有关世界国家的研究成果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经验研究取向的成果，它们通过回顾过去的历史经验，来推论世界的未来发展方向，并论证世界国家必然性的几率，亚历山大·温特的研究属于这一类;②第二类可以称之为安全关切，认为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等安全威胁的存在，让世界国家的出现成为必须，这是一种实用性的考虑，丹尼尔·德德尼(Daniel Deudney)的研究属于此类；③第三类是规范性的研究，认为全球贫困和政治人权问题的解决，需要一种更有效的治理类型，这种治理类型不一定非得世界国家，但应是某种形式的超国家机构，它不但能制衡国家权力，而且还能提供全球公共产品，龙尼·利普许茨(Ronnie Lipschutz)④和查尔斯·贝茨(Charles R.Beitz)⑤的观点属于这一类型。⑥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国家研究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方法上都更为连贯和系统，相关观点的构建也更为精致有力。考虑到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将持续存在，因此可以推断，这波研究世界国家的热潮还将会持续下去，不会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研究浪潮那样短命。⑦在上述三类研究取向中，经验取向的研究成果最值得关注。除了温特的《世界国家为什么不可避免？》(下称“温特的世界国家观”)，另外还有两篇有关世界国家的经验研究论文——《世界国家仅仅是个时间问题？》和《运用考古学的数据预测世界的未来状态》。这两篇论文运用数学方法预测世界的未来状态，前者根据人口压力模型预测单一的世界国家可能不会出现，但当人口达到100亿的时候会出现342个国家和6个类似目前联合国的国家联邦；而后者首先通过历史分析，判断在过去的12000年间世界的一体化趋势越来越明显，然后运用二次曲线推断大约到公元5000年左右，地球上将出现一个世界国家。⑧温特的世界国家观将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纳入其建构主义理论中，认为国际体系中自下而上的因果关系——个人与群体为承认斗争与自下而上的因果关系——无政府结构的建构作用，以及一个目的因——世界国家——三者之间的共同作用，将引导世界经过国际体系、国际社会、世界社会、集体安全最后达到世界国家的阶段。 在经验研究取向的成果中，温特的世界国家观最为精致，论证最为严谨，“无疑是最具想象力的成果之一”，因此产生的影响也最大。⑨本文将集中分析温特的世界国家观。在展开分析前，有必要简单讨论世界国家观经验研究成果共享的一个难题，即在缺乏外部他者情况下，世界国家如何维持自身身份的稳定。之所以出现这一难题，是因为国际体系中的国家等行为体，都具有自身的结构和功能，其最主要的功能在于对内管理内部事务和控制边界，对外与其他行为体进行沟通与协调。这些功能的发挥需要一个前提条件，即其他外部单位的存在。当世界以一个世界国家的形式得以组织，因为缺乏外部他者，它将无法维持自身。因此，世界的发展即使按照温特等经验研究者们的逻辑展开，结果也只能是囊括了全世界所有政治行为体的两个超大集团，但不会形成一个全球性的世界国家。⑩对于这一难题，温特不仅有明确的意识，而且还提供了两种可能的解决方案：其一，通过世界国家的整体与其部分(包括个人与群体)之间相互建构来维持世界国家身份；其二，将空间区分转化为时间区分，即通过回顾历史来维持稳定。(11)然而，这样一来，温特的世界国家观又衍生出另一个问题，即如果说整体与部分之间的互构与历史性的他者在世界国家出现以后能够维持身份的稳定，那在世界国家形成之前这两种身份构建方式为什么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从而保证世界各国和谐相处而不形成一个全球性的世界国家？对于这一问题，温特及其他世界国家观的经验研究成果并未给出有效的回答。 除了上述问题，对温特世界国家必然性的批判还可以从其他的角度切入。已有研究指出了以下批判路径：其一，温特有关“世界也是人”的假定与世界国家之间的关系。温特将国家拟人化，(12)认为国家和个人为承认而展开的斗争，将导致世界国家不可避免会形成。批判意见指出，国家是否真如温特所说那样为了承认问题而展开激烈斗争并不明确；(13)其二，与上一个问题密切相关的是，温特虽然强调结构与行为体之间的互构，但当世界国家的形成成为一个不可避免、无法逃脱的宿命，那么国际关系领域中就出现了一个自然法则，行为体的能动性也因此被否定；(14)其三，温特的目的论实际上不是真的目的论，仅仅是个概率问题。除非接受国家也是人的机体隐喻并认为国际体系的发展一旦达到世界国家的阶段并停留于此，而且除非这种发展是基于国际体系自身的特征，否则，温特所谓的目的论就不是真正的目的论；其四，温特并没有告诉人们，他是何以确定世界国家是世界的终极状态的，能否将他所说的目的因置换为其他世界秩序状态，如和谐世界，等等。(15)既然已有上述批评意见，我们能否找到一个新的角度来对世界国家的必然性进行分析？路易斯·卡布雷拉(Luis Cabrera)认为，对其批评可能来自三个方向，除了前述的对国家拟人化与将目的论引入到国际关系研究中的质疑，还存在另一条批判路径，即追问黑格尔承认理论对国内范围里的承认斗争所做的说明是否准确，以及温特是否正确地解读了承认理论？(16)在已有成果中，布里安·格林希尔(Brian Greenhill)的《国际关系中的承认与集体身份形成》一文，在一定程度上是从该角度切入的。(17)但其研究存在两个方面的缺失：其一，未考察温特的世界国家观与承认理论之间的深层关系；其二，因此也未对温特世界国家观对承认理论的偏离展开讨论。因此，本文将温特的世界国家观纳入到承认理论的框架中进行研究，考察其有关世界国家必然会形成的观点能否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