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中国哲学界越来越重视西方哲学汉语译名的反省和检讨，特别是围绕“存在”(Sein，Being)和“超越”(Transzendenz，Transcendence)以及相关基本词语的汉译展开了激辩。参与辩论者数量之众和激起的反响之大令人惊奇，由此引出的问题之繁多和复杂，值得我们进一步加以讨论、总结和反思。 其中最大的争议可以概括为两项： (1)有关“存在”与“是”的译名之争，即汉语学界是否应该把通译为“存在”的名词On(希腊文)、Sein(德文)、Being(英文)改译为“是”，从而使之与系词“是”——einai(希腊文)、sein(德文)、to be(英文)——达成一致?① (2)有关“先验”与“超越论”的译名之争，即汉语学界是否应该把“先验的”(transzendental)这个通译名改译为“超越论的”，从而使之更能与名词“超越”(Transzendenz)以及相应的形容词“超越的”(transzendent)达成统一?② 首先，我们必须意识到这种改译所带来的巨大影响。差不多一个世纪以来，我们一直都在说“存在”和“存在者”(在中国港台地区多用“存有”和“存有者”)，而现在则被改变为“是”和“是者”。我们一直都在使用“存在论”或“存在学”的译名(在中国港台地区则多用“存有论”)——当然还有流传更久更广的旧译名“本体论”——而现在则被改译成“是论”。我们一直听和说的都是“先验论”、“先验哲学”、“先验方法”和“先验现象学”之类，而按照现在的改译法，只好是“超越论的哲学”、“超越论的方法”和“超越论的现象学”了。毫不夸张地讲，这种对“基本词语”的改变有某种震撼作用，在语言感觉和语言经验上给人相当强烈的冲击，对当下汉语学术讨论语境有破坏和摧毁的效果。 其次，这种对“基本词语”的大幅度改译以一种激烈的方式让我们想到，一个多世纪以来渐渐形成的中国现代汉语学术语言，其实还很不可靠和稳固，还是可以动摇的。而这同时也表明，我们现代/当代中国人的经验方式和表达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也不稳定，甚至相当脆弱。毕竟“思想”与“表达”是一体的。“表达”由“基本词语”来构造。我们固然应当对“基本词语”的恒定性和僵固化保持必要的警觉，但对“基本词语”的稳定性的动摇和丧失，我们也不得不给予关注。 再次，在这场有关译名改译的热烈争论中，为什么首当其冲的恰恰是“存在”(Sein)和“超越”(Transzendenz)这两个基本词语以及与之相关联的词语呢?这两个哲学术语及与其相关联的系列概念，诸如“存在学/本体论”(ontologia)、“先验的”(transzendental)和“超验的”(transzendent)等，进入中国已有一个世纪，经历了好几代学者反反复复的译名推敲和意义辨析，然而至今仍未能形成“定译”，这是不是也表明，这些词语重要到我们非欧洲人用非欧语言难以把握、甚至不能把握的地步了? 二、“存在”还是“是” 国内哲学界关于“是/存在”(希腊文einai/on，德文sein/Sein，英文to be/ Being等)的译名讨论分为两派。“是”派主张把名词的on、Sein、Being改译为“是”，把ontologia(“存在学/本体论”)改译为“是论”。但由于汉语本身的非形式语法特性(例如汉语并不具备词类的形式转换功能)，因而这种改译将是不成功的，也无助于增进义理的理解。③“存在/是”派把系动词einai或sein译为“是”(在特定语境里也可译作“存在”)，而把名词on或das Sein译为“存在”，相应地把学科名ontologia译为“存在论”或“存在学”，这是可以成立的译法。④ 一个译词的适恰性应当尽可能满足以下两条要求：其一，要符合原词词义，力争对应，至少可以通过阐释获得意义上的对应性；其二，要符合母语语感，能够在母语(译文)上下文中构造出可理解的语句。一个译名若不能满足这两条要求，那就不能算是一个合格的译词。我们认为，“存在/是”(on/einai，Sein/sein)的译法能够满足这两条，而主张不加区分地把名词和系动词统统译成“是”的所谓“是”派，不能满足和应对上述两条要求。 兹举最常见的几例来解说。巴门尼德的著名残篇《因为思想与存在是同一的》，希腊文原文为：to gar auto noein estin te kai einai(DK28 B4)。⑤其中的“思想”(noein)与“存在”(einai)都是动词不定式形式，而非名词。虽然把其中的动词(不定式)einai译成“存在”，的确带有名词化的危险——但，中文的“存在”为何不可能是动词性的呢?如果我们按照“是”派的做法，把动词(系动词)不定式 einai译成“是”，把系动词einai的现在时直陈式第三人称estin也译成“是”，从而把这个残篇译成“因为思想与是是同一的”。这样的译法对意义的理解无益，反而堵塞了意义解释的可能空间。 把笛卡尔的命题“我思故我在”(ego cogito，ergo sum)⑥改译成“我思故我是”，在汉语语感上问题并不太大，但同样并未让人看出有增进意义理解的益处，毕竟，笛卡尔是要从“我思” (cogito)推出作为主体的“自我”(ego)之“存在”(esse)，进而推出上帝的“存在”以及物质世界的“存在”。若一定要说“我的是”、“上帝的是”和“世界的是”，在汉语语境中不免让人痛苦。关键问题还在于，在《第一哲学沉思集》中，笛卡尔对此命题的表述是：ego sum，ego existo。⑦我们把这句话译为：“我存在，我实存”。⑧它是笛卡尔对他的“我思故我在”命题的进一步表述，透露出笛卡尔的本质主义哲学立场，即认为：个体性实存要从观念/本质性的存在中推出来，或者说，存在(本质)先于实存。⑨就本文讨论的问题而言，若按照“是”派的做法，把ego sum，ego existo译为“我是，我实存”，那么，除了语感方面的问题，这个译文至少未能充分显示和传达其中sum的“实存”意义指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