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1年，黑格尔染霍乱病逝。哲人其萎，似也颇得其时：摧毁了神圣同盟和复辟的1830年革命开启了此后德国政治格局的风云激荡；1834年关税同盟的建立激活了德国的经济复兴——一个崭新的世俗世界已确然有力地君临着思维的故乡。旧制度的看守者、“欧洲宰相”梅特涅公爵忧心忡忡地说：“经过深刻的考虑，我认识到旧的欧洲在开始走向终结，另一方面，新的欧洲还在酝酿中；在开端和终结之间将会是一片混乱”。 方生方死之间，哲学和哲学家都面临着嬗变和调整。黑格尔生前即在普鲁士官方的支持下有意识地扶持一个黑格尔学派，30年代初，黑格尔学派已在德国精神生活中获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几乎所有的大学都有它的阵地、俱乐部和刊物。当然，这决不意味着绝对精神的严整体系不存在可以炸开它的裂缝，对于黑格尔的宗教理论、它的实质及其在人类精神生活中的影响等等，大师死后便开始出现不同解释；关于黑格尔是否真的是泛神论者，关于上帝的品格和灵魂不死等问题，门徒们在理解中也不断出现热烈争论，一些人拥护大师哲学与宗教统一的思想，另一些人则否定这种统一，内部的分歧终于在1835年由于斯特劳斯的《耶稣传》出版而决裂。 黑格尔曾认为《新约》中四福音书的真实性问题并不重要，他感兴趣的是其象征性内容。斯特劳斯则认为它表达了人们深切愿望的奇迹，可以在其中找到基督教的本质。直接分歧是对四福音书的不同理解，而其冲突的背景，却是对宗教和哲学关系的不同看法。在黑格尔的体系中，宗教是由客观精神和主观精神综合而成的绝对精神的发展形式，在基督教以前的宗教中，宗教的概念是以特殊和不完全的形式实现的，而在基督教、特别是它的新教形式中，宗教概念则达到了它发展的顶点。基督教的出现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因为它是绝对的完善的宗教。基督教既是启示的真理，也是被启示的宗教，因为它不包含神奇或秘密，而仅仅包含真理。但基督教并不是人的意识的最高阶段，在它之上还有哲学。黑格尔于此提出了他的著名观点，即从其内容来看，宗教和哲学并无二致，它们有着共同的对象——“绝对精神”，这种精神既与上帝是一回事，也与永恒真理是一回事。而斯特劳斯则认为哲学和宗教之间会有永恒和谐的观点只是空中楼阁，如不彻底改变宗教内容，宗教教义就不可能成为哲学范畴。 此论一出，黑格尔的门徒便纷纷站队划线，斯特劳斯按照法国国民议会的叫法，把自己视为左派，认对立面加布勒尔、戈舍尔等为右派，而把持温和立场的罗森克兰茨等定为中派。但在思想史上，较普遍的称呼不是左中右而是青年、老年。所谓“青年黑格尔”最初指黑格尔学生中的年青一代，他们只是在大师死前不久才认识他的（如费尔巴哈、布鲁诺·鲍威尔等），有的甚至从未见过黑格尔、只是通过他的著作才认其为师的人（如赫斯、马克思等）。这个以“青年黑格尔派”著称的圈子，集中了当时德国一批最优秀的青年俊彦：斯特劳斯、卢格、切什考夫斯基、鲍威尔兄弟、费尔巴哈、施蒂纳、赫斯、马克思，其领袖鲍威尔也是全德知识界的领导人之一。 尽管德国现代工业的真正发展是在1850年以后，但拿破仑战争之后，德国经济已有巨大增长，农业的改革、人口的激增、被新富有者和失业者搅乱的城镇社会、剧烈的变动和日益增长的阶级对立等等，为现代社会思潮的兴起和传播、为现代知识分子的诞生提供了土壤。1848年前，德国的政治思想和知识分子大体有保守主义、政治天主教、自由主义、激进主义和社会主义五种，保守主义是势力仍很强大的封建贵族的代表，政治天主教依赖于天主教会，自由主义表达了新生的商业资产阶级的要求，激进主义和社会主义（人数极少）则主要局限于知识分子。激进主义本由自由主义分化而来，在“七月革命”后的各种政治示威中首次粉墨登场。1832年，梅特涅向联邦议会提出6项条款， 全面压制激进主义。政治压迫的后果是；此后德国激进分子只能把自己的活动限制在精神文化领域：文学方面是以古茨科夫、海涅为首的“青年德意志”，哲学——宗教方面便是“青年黑格尔”，他们是德国历史上第一代现代知识分子。当20世纪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批判理论崛起后，他们又被追根溯源为第一代批判理论家。 青年黑格尔派集中于宗教问题并不仅仅因为黑格尔宗教理论中有许多合混之处，据恩格斯的解释，那时“政治是一个荆棘丛生的领域”，“左翼，即所谓青年黑格尔派，在反对正统的虔诚派教徒和封建反动派的斗争中一点一点地放弃了在哲学上对当前的紧迫问题所采取的超然态度，由于这种态度，他们的学说在此之前曾经得到了政府的宽容、甚至保护”〔1〕。这是我们熟悉的唯物论解释。对此， 波兰学者兹维·罗森有不同理解，他的意见是，青年黑格尔分子对普鲁士将变得较为进步和松动，因而有可能允许黑格尔门徒在文化政策上发挥作用这一点还抱有希望。 究竟是政府的高压使知识分子不能讨论政治还是政府的开明使知识分子安心于宗教文化，这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但综合两种看法，一是宗教在当时德国是与政治紧紧相联的，所以即使是较为自由的宗教讨论，也须以一定的政治自由为前提。二是青年黑格尔分子的活跃与1840年随着威廉四世即位而来的新闻检查的放松有直接关系。他们抓住机遇，迅速从宗教论争走向文化——政治批判，把黑格尔的理念论哲学转变为批判哲学，鲍威尔就确认黑格尔的理论“是一种极端危险的、普遍化的和毁灭性的实践，它本身就是革命”。黑格尔认为，意识经过一系列的中介而达到对其在思维总体中的地位的认识，青年黑格尔派把自我意识和斯宾诺莎的“实体”结合起来，把它绝对化为一切的源泉。他们认为，人类的自我意识不断发展，使它认识到了与它自身分离的力量，诸如宗教等，实际上正是它自身的创造物。因此，自我认识的任务就是要揭露与这种人类自我意识的自由发展相对立的所有力量和观念，意识的运动必然包括对现实的批判，批判就是把对象变为自我意识的活动，是达到自我意识的手段。鲍威尔说：“哲学也应该在政治方面起作用，如果现存关系同自我意识对立，就应该向现存关系进攻并动摇它们。奴役和监护同自由精神是不相容的”〔2〕。事实上， 当鲍威尔使用“哲学”这个词时，他指的是可以指导知识分子致力于彻底改变现实及其所有矛盾、冲突和伪善的理论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