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到后现代性的领域（这是一个常常受到误解和嘲讽的空间，是一个过于模糊以致难以测量的领地）上去旅行，部分地是和卡尔·波佩尔一起进行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又有保罗·费耶阿本德为伴；然后再去寻找女权主义者的同伴。所有这些同伴都对一种适用于科学的后现代哲学的感受性（sensitivity）作出了贡献， 因而成为一种后现代科学哲学，即使是在主要的后现代作者的特殊观点不同于科学哲学家的观点时也是如此，反之亦然。尽管这两者彼此漠视对方，但我还是希望把他们结合起来，使他们了解对方，并使他们各自的理论很好地一致起来。 例如，波佩尔是把科学和所有其他话语形式区分开来的最近一次主要尝试的伟大推动者，但费耶阿本德则批判了这种尝试。现在，“分界问题”（无论它如何被表述）实际上是一个政治问题，即证明一种特权形式——“元叙述”——的问题，这种特权形式正是利奥塔的《后现代状况》在原则上拒绝接受的。波佩尔在“虚构”和“科学”之间形成了一定的界限，这一界限变成了一个排外的俱乐部的栅栏，变成了一种权贵地位的象征，因而它本身就成了科学文化之批判分析道路上的一个障碍。 又比如，波佩尔认为，形而上学在科学中也很重要，在科学共同体中，真理必定会归结到一种荣誉概念的位置上，但是人们并没有英国女王那样的政治神通，而且科学哲学尚未解决的问题仍然是心理学的问题：科学家是怎样达到其新思想的呢？什么样的气质才是人所必须具有的，因而才能挑战已经确立的各种模式并提出可供选择的其他模式呢？进而，心理学怎样才能符合科学话语的语境呢？ 简单地说，这些问题的答案是借助于来自后现代主义者的话语的工具而提供的。在某些方面，在授权所有叙述并重组各种制度化的权力关系的意义上，我在后现代性的批判话语中所展现的各种心理学的可能性中得到了安慰。当然，人们也许会说，迈克尔·波拉尼和托马斯·库恩已经写下了许多我们必须了解的他们称为“科学共同体”的著作，分析了领导和责任的问题，提出了有关科学方法论能够而且应该藉以沿着一条研究纲领的道路被向前推进的方式的问题。但是，我所推荐的对科学的激进批判则是和这一领域中已经发现的、以所谓价值中立著称的政治特征相关。例如，当马克思抨击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时，他同时也就批判了其模式的理论内容及其政治结论，尽管马克思并没有提到他们的方法论基础。这样，他就在“理论”和“实践”之间建立了联系。当代女权主义者以一种类似的方式批判科学，并把科学研究置于其社会—经济的和政治的联系之中。唐娜·哈拉维关于科学的社会—女权主义观点，对正确评价后现代科学哲学及其嬗变以及各种不同的观点（如理查德·罗蒂提出的某些似是而非的自由理想）是至关重要的。 二、背景 最近，在文学和哲学圈内，“后现代性”已经受到怀疑和嘲讽。最引人注目的也许是有人拒绝承认后现代主义的地位，即拒绝承认它是一种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例如，C.巴里·查博特认为：“第一，并不存在一种对后现代主义令人满意和广为接受的解释；第二，许多被称为后现代的东西实际上直接来源于现代主义；第三，关于其存在的大多数论据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对现代主义的简单概括而达到其最初的似真性的，特别是这种概括忽视了其本质是一个二阶（second－crder） 概念。” 理解后现代主义的心理学背景的一个途径是，强调扩大可能性的视界并不一定会形成选择的等级制度，正如M.卡利尼斯库所说：“美学二元论或多元论所表明的，只是一种并不一定暗含对其他有效选择之简单拒斥或全然无知的选择。”在后现代主义的开放性和“客观性”的开放性以及作为“现代性”之指导原则的合理性之间，存在着一种区别。后现代性的开放性试图模糊各个学科的界限，并鼓励违反传统规则，或用经验技术把理论和实践并列起来（因为它们不是可通约的，就是历史地被区分开的）。 后现代主义认为，由其自身把不同的推论变换形式（forms of di-scursive exchance）连接起来， 并不一定会增加跨越各种知识障碍的更大的交锋的可能性，后现代主义从一开始就已经认识到了这种交锋的政治潜能。与此同时，科学也失去了其作为“和平缔造者”的杠杆作用，而被理解为一个权力和（白人的、霸权的等等）统治／压迫的范畴，当这些争论被认为过于激进（因而威胁到其权威）或不够激进（因而根本不值得注意）时，这一范畴便避免了争论。在把后现代主义和科学结合起来的尝试中，我试图把潜在的各种分散的意见统一起来，从而对批判话语具有一种更大的影响。在简要地考察哪些东西可以被当作后现代科学哲学的信条，并进而阐明它对考察科学及其附属的各种批判的重要性之后，我将再回到后现代主义和科学之批判的和激烈的交锋的问题上来。 三、后现代科学哲学应该存在吗？ “后现代科学哲学应该存在吗？”这个问题强调了两个相关的论点：第一，后现代主义不同于现代主义；第二，如果有区别，那么一直存在着一种后现代科学哲学。的确，如果人们同意后现代主义的特征在于其心理学的背景和可能性，那么阐明后现代主义的态度就是可能的，比如对“说明”或描述“自然”所要求的解释活动的认识，已经展示了许多真正的科学家。回首17世纪，人们很容易就能在弗兰斯西·培根的《新工具》中发现他对科学研究的解释模式的认识，因而他也可以被视为后现代主义的一个“拥护者”。理查德·罗蒂也许会同意这种观点，因为他和费耶阿本德结为紧密同盟，也把培根视为一个“自作主张的预言家”（a prophet of sef－assertion）， 把他看作是和“以自我为基础的预言家”（the prophet of self－grounding）笛卡儿和康德相对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