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卡奇无疑是本世纪最有影响的思想家之一。从20年代中期起，围绕他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进行的论战从未间断过。在这本书中，他提出一种新的马克思主义观点，这种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特征是把“人”放在首位，从“异化理论”出发，恢复了主体在历史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它批驳了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用对客观规律的强调取代对人的历史主体性的尊重”的实证化倾向。 卢卡奇通过对人的现实境遇和未来出路分析指出：西欧革命失败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物化意识已经遍及一切领域，反映到无产阶级的观念中，因此使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沦为“物化意识”，窒息了无产阶级的主体性。而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们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了机械的决定论和对客观世界进行实证描述的“科学主义”，从而不能提供消除资本主义物化的理论和方法。因此，为消除“物化意识”，恢复无产阶级主体性，唤起他们的革命意识，必须回到“马克思”，探讨马克思主义的真正本质。其具体方法是重新占有黑格尔关于人的自我意识的创造性概念，恢复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根源。 一、人的现实境遇：物化和物化意识 卢卡奇的“物化”范畴直接从对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中“商品拜物教”的分析中得出。可以说，《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的所有内容均由对商品拜物教和物化现象的描述而直接引发。卢卡奇把人类个体的物化视为当前世界的主要邪恶。人们的人格和个性正向事物形式、商品崇拜和意识物化方向堕落，描述或揭发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性质都应从这些物化的客观外在表现入手。“因为在人类历史的这个阶段，任何问题最终都要返回到商品问题，任何答案都会在商品结构之谜的答案中发现。”〔1〕卢卡奇认为，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理论表明， 马克思将物化视作理解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人劳动的实质的基础，他由此出发进一步推论说，在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结构和劳动物化已渗透到所有的社会领域及其人们的心灵之中，以至于它成为资本主义时代的“普遍的社会存在范畴”。他从主观和客观两方面分析了物化的形式。从客观方面看，一个充满客体和事物之间关系的世界拔地而起，控制这些客体的规律的确逐渐为人们所认识，但是人们仍将它视作与自己力量相抗衡的异己的隐蔽的力量。因为尽管人可以利用他所掌握的于自己有利的规律知识，但却无法通过自己的活动来改变客观的过程。从主观上看，一个人的活动变成了与他自己相疏远的东西，这种活动变成了附属于社会规律的人类之外的客观产品，人的活动像消费品那样独立于人的存在方式。卢卡奇不仅指出劳动的专门化导致了工人与自己劳动产品的最终分离，而且特别强调了生产过程的合理化与机械化深深地渗透到工人的心灵中，“由于劳动被逐渐地理性化与机械化，随着人在这个过程中创造力的减少，他丧失的热情就愈多，他的意志沦丧愈重”〔2〕。 结果原来应该成为历史进程中主体的无产阶级被缝合成为机械体系中的一个部分，他的人的属性和特征只表现为错误的源泉，他不再是劳动过程中的真正主人，他必须服从于机械的规律，他的整体想象成为孤立的碎片并日益毁灭。 物化现象还体现在伦理、法律、国家生活和哲学等诸多方面。卢卡奇着重分析了哲学层面的物化。他说：“近代的批判哲学产生于意识的物化结构之中。”〔3〕这一哲学的诞生是物化意识的必然结果， 它的主要特点是否定主体及总体性，把现实的各个部分看成是直接给定的“事实”，从而各个部分之间处在一种僵化的、孤立的、非辩证的关系中。同时，这一哲学打算确立一个永恒的、超历史的法则，所有的物质实体均循此发展。人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只是被动的服从者和消极的旁观者。卢卡奇指出，这种哲学倾向把只适合用于自然科学的方法运用于社会领域的研究，结果成为资产阶级的思想武器。资产阶级就是从这种方法出发，把资本主义看成是由自然界和理性的永恒规律注定永远存在的东西。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卢卡奇试图说明物化与物化意识已经深化到人类生活的各个层面。实证主义和唯科学主义正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并且它们日益掩盖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实质。人的真正的类本性已经迷失在孤立而破碎的日常生活中，要唤醒人的总体意识，实现“总体的人”的生成，就必须重新回到马克思，恢复马克思辩证法的本真状态。 虽然，卢卡奇通过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观念敏锐地抓住了“物化”这一范畴，但他与马克思提出“异化”范畴还有一定的差别。首先，卢卡奇在20世纪历史条件下拓宽了异化理论的批判领域，他对“物化”的理解已拓展到更深广的人的精神与心灵之中，并以此作为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武器，试图唤起人们尚未熄灭的对总体性的渴望。这一思想影响了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他们看来，在发达的工业社会里，真正的批判意识更应侧重对科学技术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批判，而对政治和经济的批判则退居了次要位置。 再者，卢卡奇同马克思的差别还表现在，他同黑格尔一样，没有严格区分物化、异化及对象化。黑格尔将一切对象化的形式都当做异化，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一切现象都看作绝对观念的异化形式，他把异化看成是人类生活方式中永恒的与不可消除的范畴。30年代初，当卢卡奇读到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认识到自己的观念与马克思的差别。在1967年出版的《历史和阶级意识》新版序言中他说，“《历史和阶级意识》步黑格尔的后尘，它把异化和对象化等同起来了”〔4〕。从而“把一种社会批判提高为一种纯粹的哲学批判的问题”〔5〕，这就削弱了“物化”本身具有的批判力量。而马克思却扬弃了黑格尔的异化观，赋予异化范畴以新的意义。卢卡奇详细分析了把异化与对象化混为一谈的后果，认识到人的对象化特性只是造成异化的一种可能性，要使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性，还得有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这就是私有制与分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