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认为，对卢卡奇和阿尔都塞在解读马克思哲学观时的经验与教训进行认真的总结和研究，是国内学术界目前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在全面分析卢卡奇和阿尔都塞对马克思哲学观的解读的得与失的基础上，本文指出，他们两人的一个共同的“问题”是无法正确地理解马克思在经济学视域中所进行的哲学革命的真正意义。在此基础上，本文指出，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归根到底是一种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 随着国内学界对马克思哲学思想研究的深入，许多同志已经越来越强烈地认识到准确、全面地评价卢卡奇和阿尔都塞对马克思哲学观的理解的重要性。这不仅是因为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发展史上，卢卡奇和阿尔都塞是两位非常重要的理论人物，前者被尊奉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鼻祖，后者的观点被认为是本世纪60至80年代之间西方出现的各种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围绕的焦点，“在这段时期中，（西方）出现的各种不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不同的程度上都可以看作是对阿尔都塞的响应或辩驳。”[1]而且更重要的是，在近几年国内学术界不少同志的观点中，这两人的思想或多或少地得到了“再现”。因此，重新提出对卢卡奇和阿尔都塞观点的全面评价问题，对于我们目前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无疑是有重要的理论意义的。本文试图在这一方面提出自己的一些观点，以求教于学术同仁。 一、关于卢卡奇对马克思哲学观的解读 从某种意义上说，卢卡奇对马克思哲学的理解不能不说是深刻的。这具体表现为：第一、卢卡奇以“物性化”概念为基础，看到了超越“物性化的意识形态”即超越资产阶级经济学和传统理性主义哲学的理论视界是解读马克思哲学的必要前提。在卢卡奇看来，资本主义社会中以“商品”为基础的物性化的现实存在必然推及“心灵”的即“意识形态”的物性化，而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和近代的理性主义批判哲学在本质上恰恰是这种物性化了的意识形态的表现，它们的一个共同特征是从来没有考虑过对“物性化”本身的超越，而马克思的辩证的哲学则是对这种物性化的意识形态的根本超越。第二、卢卡奇看到了马克思以“辨证法”为基础的哲学与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之间的必然联系。“无产阶级”，在卢卡奇看来，“是历史过程的统一的主客体，即历史中的客观地具有充分的社会意识的第一主体”[2]，“在无产阶级的意识中所‘反映的’是从资本主义的辩证矛盾中产生出来的新的实证的现实性。这决不是无产阶级的发明，也不是凭空‘创造的’，毋宁说它是整个过程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只有无产阶级的实践的阶级意识才拥有这种改造事物的能力”[3]。因此，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在本质上就是“无产阶级的辩证法”。第三、卢卡奇在一定程度上也看到了马克思哲学的客观现实基础。“无产阶级的意识”在卢卡奇那里“只不过是对历史必然性的表述”，而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范畴则“必须采取下述方式来运用于作为万物尺度的人，这个方式同时包括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的全面描述和对现状的正确认识”[4]。 从表面上看，卢卡奇似乎完全进入了马克思哲学的真正境域。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在卢卡奇的理论中存在着以下两点致命的“肤浅性”：第一、他无法理解马克思哲学视界的真正层面。卢卡奇看到了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对资本主义拜物教的批判是通过对现实实践关系的历史性批判来完成的[5]，但问题在于他不能看到这种经济学的视域恰恰就是马克思哲学理性的基础。在卢卡奇的思路中，哲学是必须跟“人”联系在一起的，费尔巴哈哲学的失误不在于他在理论形态上以“人”这一概念为基础，而只是在于他没有赋予“人”以历史性和过程性。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超越是通过对这一缺陷的克服而表现出来的。于是，在卢卡奇看来，如果要把马克思在经济学视域中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翻译”成哲学的语言，那么，结论必然是“人”的辩证法，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是以“远离生产过程的形式”来表达无产阶级对物性化现实的批判性认识的，[6]“存在的人”和“不存在的人”之间的关系及其矛盾运动是马克思哲学理论建构的基础，因此，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诸范畴的结构和发展阶段是人关于在这些关系中存在的基础所获得的清楚程度——即自我意识的程度的索引”[7]。这里道出了卢卡奇哲学观点的本质——以阶级意识为核心的唯心主义历史观。 为了避免明显的唯心主义色彩，卢卡奇在自己的理论逻辑中牵强附会地拉进了一条关注客观历史必然性的线索。他几次三番地强调，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是有历史必然性的基础的。但问题在于，卢卡奇始终把历史必然性中的矛盾理解为还没有达到“自觉的辩证的矛盾”层面的“纯粹的矛盾”[8]。这种矛盾只有被人的意识“激活”之后才可能发生作用。卢卡奇理论中主客体的总体性关系是主体激活客体的关系，因此，归根到底是主体的能动关系。上述把历史的发展理解为阶级意识能力之发展史的观点是这种哲学逻辑的一种必然结果。卢卡奇的这种观点“支配”了他的一生。在他晚年所写的《社会存在本体论》中，卢卡奇尽管罗列了“因果关系性”和“目的论”这两条线索，但贯穿其基本思路的是“因果系列恰恰是由目的论设定发动起来的”[9]。在卢卡奇看来，这也是“三大存在类型”中“社会存在”区别于无机界和有机界的存在的根本特征，因此，“正确地规定目的论的本体论地位，就成了获得对整个问题的正确观点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10]这样一来，哲学便真的成了卢卡奇所追求的“对伦理学的本体论论证”。 第二、与上述对马克思哲学的误读直接相关的是，卢卡奇在对“什么是哲学”这一问题的理解上也是模糊不清的。他把哲学与哲学理论付诸实施的条件混淆了起来。马克思的哲学应当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基础，是从理论的层面上对社会主义革命必然性的一种论证。要使马克思的理论得到实现当然离不开无产阶级的自觉的革命行动，但这并不因此就可以把无产阶级的行动本身或者支配这种行动的阶级意识的理论环节强塞进马克思哲学的理论内容中去。对于哲学的这种“定位”，即使在与马克思同时代的青年黑格尔派分子那里也未曾产生过歧义。譬如，对于赫斯来说，“社会主义”为什么是必然的呢？这是因为人本来具有个体与普遍相统一的类的本质，可在私有制社会中这种本质异化了，出现了个体与普遍之间的对立，这种情况是跟人的本质相矛盾的，所以“社会主义”也就是必然的。这种“社会主义”的实现当然是需要一系列的社会改革措施的，但赫斯并没有因此而把这种社会改革的行动或者对这种行动之必然性的意识放进他的理论论证本身中去。可在卢卡奇那里，理解这一点似乎成了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在他看来，“历史唯物主义是什么？毋庸置疑，它是一种能理解历史事件并把握其真实性质的科学方法。与资产阶级的历史方法相比较，它还使我们能历史地进而科学地看待现状，以致能透过表面看到实际上控制着事件的较为深刻的历史力量”[11]。既然卢卡奇把马克思的哲学不是看成对历史实践活动的深层把握，而是解读为一种解释历史事件的理论，那么，由于历史事件当然是由人来完成的，而人的行动必然是有意识的行动，因而，马克思的辩证法也就自然成了人的意识水平之发展的辩证法。实际上，这种思维方法恰恰是曾经被马克思批判过的方法。马克思在批判重农学派的经济学家混淆了价值的决定因素和价值的实现条件时所持的观点就是针对这种方法的。在这一问题上的含糊不清使卢卡奇不但没能看到伯恩斯坦等人的真正理论失误，而且把自己对马克思哲学的解读也推向了唯心主义的视界。美国的现象学马克思保尔·比康对卢卡奇思想的评价在某种意义上应当说是正确的，“他的全部努力上受到客观唯心主义的破坏，因为客观唯心主义并不考虑当代的具体现实，而只是从马克思的著作中断章取义地抽取一些有高度表达力的范畴。它们尽管是有力的，但并不适用于卢卡奇当时的历史形势，因而他的整个分析显得不合时宜，文不对题。这就使卢卡奇不能去论述真正的历史动力。”[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