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世纪末的哲学面临着重建价值理想的重大课题。为了对抗虚无，当代一些思想家真诚地走上了价值重建之路，其工作可归结为四条基本道路：(1)对“实践——交往共同体”的阐释与追寻；(2)追求宗教精神的回归；(3)正义理想的建构；(4)马克思主义“人性整全”的理想。当代西方思想家们的努力富有启发性，但也存在重大缺陷。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想立足于对人与人生活世界的辩证运动的把握，因而必将成为人类自觉追求的价值理想。 【关键词】 价值理想 实践交往共同体 宗教精神 正义理想 人性整全 世纪末的哲学弥漫着一种引人注目的不安和焦虑气氛。当代哲学对传统哲学的摧毁和解构已成为哲学领域引人注目的“时尚”，“决裂”、“破坏”、“毁灭”、“差异”等成为了占据中心位置的核心概念，对于“统一性”、“人文解放”、“超越辩证法”的怀疑与嘲弄已成为许多哲学流派的旗帜和徽章。然而，在一片讨伐声中，当代仍有一部分思想家敏锐地看到了激烈的反传统主义所导致的严重的理论与现实后果。他们指出，人们所面临的是价值虚无主义的深渊，能否重建具有感召力的价值理想已成为“人类生存论上的选择”（汉斯、昆语）。为此，他们真诚地走上了价值选择与精神定位的路途，希冀“一种内在精神生活的不死鸟将站立起来，支撑人类伟大而遥远的未来”（胡塞尔语）。他们的工作是富有启发性的，但也存在根本缺失，值得我们认真予以总结和借鉴。 我们认为，当代哲学价值重建的工作主要可归结为四条道路，可以说，这四条道路最有代表性地展示了当代哲学在价值重建上的特色和实绩。对这四条道路的理论清理与批判，将展示出当代哲学在价值重建上的基本面貌。 一、对“实践——交往共同体”的阐释与追寻 在价值重建的努力中，对“实践”问题的重视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理论动向。哈贝马斯、阿佩尔的交往行为理论和实用语言哲学直接着眼于实践问题，伽达默尔直接继承亚里斯多德的实践哲学传统并阐述其当代含义；列维纳把“实践哲学”称为“第一哲学”；即使以分析哲学为主流的英美，哲学家们也自觉不自觉地关注“实践”问题，后期维特根斯坦即是其代表。可以说，在一定范围内，当代哲学出现了一股引人注目的“实践哲学”复兴的潮流。 对“实践”问题的重视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是：“一种内在的理想形式如何从现代精神中重建起来。”[1]即是说，它的深层动机在于要在当代情境中重建人的价值理想和生存信念。纵观思想家们对“实践”的理解，他们把视线集中于一个共同的主题：“实践”就是对话共同体的追求和创造活动，人们的“实践任务”就在于献身于共同体的联合，促进公共自由，促进愿意对话和倾听、以互相辩论和理性说服方式解决分歧和争端的公共生活的产生，并在当代世界培养开放、民主、不受歪曲的对话共和体和自由的生活方式，以抵御当代世界存在的对对话、融合的多方面威胁。只有这种“实践”活动才能给人类带来新的价值理想和希望，才能为人类确立精神的超越维度。 哲学解释学大师伽达默尔晚年把思考集中在两个根本问题：“什么是实践哲学？理论与反思如何应用于实践的领域？”[2]他认为，解释学实质上就是“实践哲学”，“理解”是人的基底存在形式，或者说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基本形式，而通过理解活动促进对话共同体的产生便是“实践”的任务，因此，“对于何谓实践，……实践是指导某人在团结中活动，因此团结是决定性条件和全部社会理性的基础”[3]。 哈贝马斯更进一步指出：当代哲学中极端的价值虚无倾向有其深刻的现实基础，那就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所发生的经济危机、合法化危机、动力危机等连锁性危机，它根源于近代以来人们仅把“实践”理解为单纯的工具——战略行为从而导致了对交往实践的遗忘和扭曲，只有把“实践”重新规定为交往实践，才可为消除这些危机提供出路。因此“交往理性”乃是一种新的理性，它是“关于人的科学的基础研究，它揭示了社会文化生活的普遍基础”[4]。也许交往共同体与理想的交往情境在现实中尚没达到，但它是人类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预期”，是一个“合乎理性的理想”，因而就是人们应为之努力的价值目标。 其它，如阿佩尔把哲学中对“交往共同体”的追求和建构称为“哲学的转变”；R·J伯恩施坦把“实践”规定为“自由人的生活方式”，麦金泰尔则把对实践的理解同生活共同体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可以说，对“实践”——交往共同体”的重建与复兴成为当代哲学中的一个理论“热点”。 我们认为，对“实践——交往共同体”的憧憬，表达了人类文化中一种自信的声音，在价值虚无主义和怀疑主义的“黑色野兽”吞没一切之时，它勇敢地捍卫哲学的价值理想并为此作出了建设性的努力，这本身是人类不甘屈从现状而追求新的价值理想的象征，这种追求本身就具有独特的精神价值。 而且，对“实践——交往共同体”的阐发，表明这些思想家的确敏锐地握到了传统哲学的根本缺陷，即把人设定为一个抽象的实体，一个脱离世界的超验主体，从而按照“物种逻辑”的方法来看待人，结果形成了存在与价值、本质与现象、是与应当之间的割裂和对抗。而“实践——交往共同体”的设定不再把人视为抽象孤立的实体，而把人放到对他人及周遭关系的互动中去理解，这样，哲学的人学基础就从单个的抽象主体变为交往行为中的互主体性，改变了对人的实体性规定的思想模式，从而克服了“是”与“应当”、“存在”与“价值”、“本质”与“现象”等之间的裂隙，为价值理想的当代重建提供了富有启发性的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