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是机械唯物主义和决定论盛行的时代。机械决定论古代就有，但只有在这个时代才登峰造极，成为统御人思想的普遍精神和世界观，而且成为一种进步的力量，启蒙的力量，它帮助启蒙思想家摧枯拉朽，摧毁旧的目的论等级制神创世界的理论，而代之以一种重视规律、重视普遍，重视客观与利益，相信科学与理性，并对人类未来充满信心的新型世界观。这是18世纪法国的特殊历史条件使然。 所谓机械决定论指这样一种观点，它认为世界受一种抽象而普遍的规律或法则制约或决定，因此一切都注定如此，且恒久不变，有变化也是循环往复，周而复始。这样一种观点非常古老，也非常重要，因为世界观向来是协调人与世界关系的基本原则。 在古希腊，人们很早就受一种运命观的支配。这种运命或命运是不可抗拒的宿命，连大神宙斯都不能违反。这种运命观即决定论，带有宿命论色彩的决定论。奥尔弗斯教认为人束缚于永不休止的生死循环巨轮，这种循环也是一种宿命，奥尔弗斯信徒希望通过生命的净化和神合一来加以摆脱。毕达哥拉斯把生命的本质理解为神秘的数，这种神秘的数也是一种抽象普遍。逻各斯的学说也如此。米利都学派用具体形态的物质变化过程解释世界，如泰勒斯用水，赫拉克利特用火，阿那克西美尼用空气，气变成水，水变成土等。这样一种变化过程是非人格化和非神化的，类似于机械过程。柏拉图代之以神秘的目的论和理念论，但他的理念决定论仍带有宿命论色彩。 基督教主张神创世界、目的论与等级制、罪感与救赎说，这些当然同机械决定论大相径庭。但保罗与奥古斯丁都认为神意先定，且不可抗拒，不可捉摸，这也是一种决定论，神意决定论，带有神秘色彩。后来加尔文的神意决定论即是对此的继承和发展。总的说来，中世纪通行目的论等级制的宇宙观，世界万物等级森严，通行不同的法则，天上完美，地上缺陷，人间不如天堂，人又高于动物，动物高于植物，一切都体现神的目的。这样一种观点在笛卡尔那里受到重创。 笛卡尔是近代机械哲学的鼻祖，在他那里，精神与物质是分开的，分别通过不同的规律。在物质领域最基本的性质是运动和广延。当然上帝还存在，但他在创世之后即不问世事，世界万物按照他在创世之前赋予的不变法则运行，对此可从广延、运动、质量、时空角度进行把握。至于其他次要性质可以不予考虑。这样我们就可以从最抽象最普遍的角度把握世界，甚至可以用抽象数学公式来计算。他的名言是：“给我运动和广延，我就能构造出世界”[1]。这样的世界通行同样的规律，而不分天上地上，人间万物，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周而复始，受同样的机械规律决定。于是旧的世界观被否定。 更致命的打击来自科学革命，特别是牛顿的万有引力学说，用动态的表量的可以用数学公式来计算，可以用实验来证明的力学理论来说明整个物质世界的运动，偌大的世界受极简单的定律支配，而这定律已完全被人把握。这个成就非常辉煌！“自然与自然律隐藏在黑暗中，上帝说要有牛顿，于是一切皆光明”的赞美声响起。当然牛顿的理论并非凭空自生，哥白尼、伽利略、开普勒、胡克等一系列响亮的名字对此都有贡献。但完成这一伟大综合的是牛顿，牛顿的观点在他的伟大著作序言中表述得非常明确： “我提出这部著作，作为哲学的数学原则，因为全部哲学的任务看起来就在于这一点——从种种运动现象来研究各种自然力，再以这些力来表征其他现象；……我愿我们能用同样推理方法，从机械原则导出其余的自然现象，因为许多理由引我揣测这些现象可能都依赖于某某几种力，通过这些力，物体的粒子，由于一些迄今不明的原因，或被迫而互相趋近，内聚为有规则的形体，或被斥而彼此离开”[2]。 牛顿谈到“揣测”、“迄今不明”，可见他的态度还是谨慎的，据说他曾把自己比作在大海边戏耍而偶而拣到几个贝壳的孩子，而大海还是那样汹涌澎湃、变幻莫测。但其他人就没那么谨慎了。随着科学革命的深入，牛顿关于引力随距离平方的反比变化的规律，逐渐被看作宇宙的根本规律，磁力、电力、光源与热源都服从平方反比律。于是普遍决定论在科学家和启蒙思想家那里普遍流行，其典型例证就是达朗贝弟子、科学家拉普拉斯的神圣计算者设想，这个计算者只要知道世界上一切物质在某一时刻的速度和位置，就能计算出过去和未来的一切。此设想一出，“拉普拉斯”成了绝对决定论的代名词。不过在社会上，机械决定论思想的流行主要得益于启蒙思想家的宣传。 起初，学术界重视的是笛卡尔的机械论。1699年笛卡尔主义者丰特列尔当选为巴黎科学院学会秘书，他使笛卡尔的影响在相当一段时间内骤增。就在这一年他写道：“几何学精神并不是和几何学紧紧捆在一起的，它也可以脱离几何学而转移到别的知识方面去。一部道德的，或者政治的，或者批评的著作，别的条件都一样，如果能按照几何学者的风格来写，就会写得好些”[3]。我们知道，斯宾诺莎的哲学名著《伦理学》就是以此风格写的，所有理论均以“公则”、“命题”、“证明”、“附释”的形式展开。斯宾诺莎本人即是一位决定论者，他的一个著名命题是：“自然中没有任何偶然的东西，反之一切事物都受神的本性的必然性所决定而以一定方式存在和动作”。[4]因此他认为应该用普遍的自然规律和法则去理解一切事物的性质。甚至仇恨，忿怒等情感也如其他事物一样出自自然的同一的必然性和力量，所以它们也有一定的原因，通过这些原因可以了解它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