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对人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存在者、人的生存究竟由何而定的思考，是海德格尔历史之思的出发点。从柏拉图以来的西方传统形而上学认为，人具有现成的固定的本质，这个本质即是理性，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即在于人有理性。海德格尔认为，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这种对人的思考，是在问“人是什么”或“人是谁”，这种思路在方向上就是不正确的，因而它关于人的“本质”在于有理性的观点并未抓住人的根本。 海德格尔提出，人并没有现成的固定的本质，人的“本质”是在生存中形成的。这一关于人是一种生存着的存在者的观点，海德格尔早在1927年发表的开山性著作《存在与时间》中就已明确提出来了。他指出，人这种存在者的“本质”在于它的去存在（Zu-sein）——生存（Existenz），如果人这种存在者谈得上“是什么”的话，那么这种“是什么”也必须从他的生存来理解。“此在的‘本质’在于它的生存。所以，可以在这个存在者身上清理出来的各种性质都不是‘看上去’如此这般的现成‘属性’，而是对它说来总是去存在的种种可能方式，并且仅此而已。”[①]海德格尔指出，只有人具有生存这种方式，这是人和其他存在者的根本区别。由此可见，海德格尔强调的是人的“本质”的生成性、选择性，把去存在——生存作为人这种特殊存在者的根本规定。 在1946年写的《关于人本主义的信》中，海德格尔对现代人类历史特别是现代西方人类历史进行了第一次集中性的说明。他明确指出，人的身体在根本上不同于动物的机体，这种根本上的不同即在于人的“去生存”（Ek-sistenz），去生存是人所特有的生存方式；传统形而上学所说的人“是什么”或人的“本质”，并不在于人有理性，而在于人的去生存；人的“本质”既不是由潜能规定的，也不是由现实规定的，而是由人的去生存规定的。在这里他把“生存”（Existenz）变成了“去生存”（Ek-sistenz）[②]。海德格尔在这里认为，人的这种去生存也即出窍状态从根本上说并不是由人自身所决定的，而是由“存在本身”所决定的，因为人的去生存即是进入“存在本身的真”。“人是这样活动的，即，人是那个此，这就是说，人是存在的澄明。这个此的‘在’，而且只有这个此的在，才有出窍地去生存的基本性质。”[③]也就是说，人的去生存归根到底是被存在所决定的：“处于其活动中的人只是由于被存在所要求而活动，人只有从这个要求中才‘已经’发现他的活动居于何处。”[④] 问题在于什么是存在或存在本身。海德格尔在1946年所写的这封信中所给予的规定是：存在是支配着人的生存、支配着一切存在者的活动过程的既澄明又遮蔽着的到来。应该明确指出，海德格尔对存在的这一规定与他在1935年写的《形而上学导论》（1953年出版）中对存在的涵义的论述是不同的。在那里，海德格尔认为，存在是自身涌现着的持续性在场。这也是海德格尔在50年代以后所坚持的关于存在的看法。根据这一看法，存在就是涌现、在场，而没有支配一切的内涵。相反，在1946年所写的信中，存在则是支配一切、决定一切的过程。如果存在是指自身涌现着的持续性在场，那么再用存在来指称支配一切、决定一切的意义就是不恰当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海德格尔在1949年版的《关于人本主义的信》的多个脚注中明确指出，这封信中的存在或存在本身，所表达的是“大行”（Ereignis）的意义，要用大行代替这封信中的存在或存在本身，他在多个脚注中已经这样做了[⑤]。而对于大行，海德格尔指出：“大行是源始的历史本身。”[⑥]大行是使一切发生成为可能的自行（Eignen）[⑦]。因此，海德格尔所说的支配一切的存在或存在本身，实际所指的就是大行。 如果人的去生存是被这种意义上的存在（即大行）所决定的，那么，这种意义上的存在与人的去生存之间的关系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 首先，存在与人的去生存之间的关系是抛与被抛的关系。在这一关系中，抛者是存在，被抛者是人的去生存。人的去生存是作为被抛而成其本质的。这就是说，人的去生存本身虽然直接是人自己去生存，但从根本上并不是由人自己所决定的，而是由存在的抛所决定的。 其次，一切存在者的活动都是由存在所决定的，人无法决定其他存在者的活动。“存在者是否显现以及如何显现，上帝与诸神、历史与自然是否进入以及怎样进入存在的澄明，是否以及怎样在场与不在场，都是人所不能决定的。存在者的到来在于存在的命运。”[⑧]也就是说，人不仅不是自己的主人，而且也不是其他存在者的主人。 最后，海德格尔提出，人在对存在的关系中的生存地位是：人是存在的看护者。他说，存在在本质上比一切存在者更深远，因为存在就是澄明本身，存在是作为澄明而存在的；存在的澄明保持着通往存在的近处，人作为去生存着的人就居住在这近处之中；人不是存在的主人，而是存在的看护者，人必须按照存在的命运来看护存在的真，人作为去生存着的人的尊严就在于被存在本身召唤到存在的真中去。 这就是海德格尔关于人的生存究竟由何而定的思想。显而易见，海德格尔的这一思想与近代西方人学强调人对世界的主体性的思想是完全相反的。突出强调人对世界（自然与社会）乃至人对人自己的主体性，是近代人学的主导精神。相反，海德格尔则认为，人的生存是被存在所支配的，人的主体性是在被决定这一前提下的主体性，因而海德格尔所强调的是人的活动的被制约性、被限制性，甚至夸大了人的活动的被制约性、被限制性。实际上，海德格尔关于人的生存被存在所决定的思想正是对近代主体性人学的消解或历史性反向。这既是西方人学自身发展的逻辑——主体性人学发展到极端必然走向非主体性人学，更是当时西方社会时代状况的反映。 二 “人的去生存作为去生存是历史的”[⑨]。由于海德格尔具有深刻的历史感，所以，他对人的生存的分析就不可能仅仅停留在人的生存是被存在所抛投这样一种一般性的理论上，而是必定深入到人类特别是现代人类的生存的历史中去。他对现代人类的历史性生存进行思考所得出的结论是：现代人已经处于无家可归状态（die Heimatlosigkeit）。 海德格尔这里所说的现代人（或现代人类），主要是指现代西方社会的人们。对于现代人无家可归状态的涵义，海德格尔所提供的是一些一般的提示而没有比较具体的说明，而目前的国内外海德格尔的研究者对此也还未进行深入的分析。我们认为，海德格尔关于现代人处于无家可归状态的思想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涵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