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康德与海德格尔放在一起加以讨论，不只是想表明海德格尔的思想与康德哲学有密切的关联。要做到这一点，也许不算十分困难。因为，海德格尔直接以康德哲学为研究主题的著作就有：《康德与形而上学问题》、《康德的命题：存在不是一个真实的谓词》（这是《现象学的基本问题》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事物之追问：康德先验规律的学说》。此外，在其它著述中，海德格尔也多次提到或暗示到康德哲学。本文关注的主要问题是：在海德格尔和康德这样不同时代的哲学家之间，哲学问题是如何演进和消解的。具体说来说是：海德格尔对康德哲学中的哪些方面感兴趣？他为什么要这样对待康德哲学？他为什么能这样对待康德哲学？海德格尔想强化康德哲学中的哪些方面？或者说，海德格尔想向康德哲学中塞进什么因素？这种因素是不是现代西方哲学“转向”的关节点之一？ 一、海德格尔对康德哲学的解释和批评 大约在1926年到1936年这段时间里，海德格尔明显地潜心研究过康德哲学。就在海德格尔着力对康德哲学作批判研究的这一时期，海德格尔曾计划写一部完整的著作阐述他的“存在”学说。《存在与时间》（1927年）只是原计划中第一部分的前两篇。海德格尔原计划在这部书的第二部分中，讨论康德的图型说和时间学说。但是，海德格尔未能按原计划出版这部完整的著作。《存在与时间》出版后不久，海德格尔紧接着出版了他的《康德与形而上学问题》（1929年）。海德格尔一开始就表明了他研究康德哲学的主要兴趣在于：“把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解释为对形而上学基础之奠立。”[①]海德格尔认为，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动机与他自己的目的是一致的，也即是为形而上学奠立真实的基础。 1926—1936年期间，海德格尔对康德哲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前半部分，即先验感性论和先验分析论。海德格尔将它们称之为“康德的本体论”，是康德哲学中的“积极的部分”[②]。当时一些著名的新康德主义者，倾向于把康德视为一个认识论哲学家，把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视为一种关于实证科学的认识论，把康德的“哥白尼式转向”理解为一场认识论革命，康德哲学被解释为近代主体主义哲学的一个经典。海德格尔以自己的“基础本体论”对抗新康德主义对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所作的认识论化的阐释。在与已成名的新康德主义哲学家卡西尔的著名论争中，海德格尔坚持了自己对康德批判哲学所作的解释的独特性。 海德格尔认为，当康德在他的《纯粹理性批判》中分析人的认识能力时，对于康德说来，这不是目的本身，相反，康德是要从对人的认识的洞察中获得对人的存在的洞察。海德格尔认为，康德正是想通过对人的本性的批判考察来奠立真正的形而上学的基础，而且是事物作为认识客体而存在的根据，是决定认识活动中事物存在地位的本体论前提。康德先验知识的基本内容——作为感性直观的时空和作为纯粹知性形式的范畴，是任何事物能够存在的本体论基础。因此，这种先验知识也是一种本体论的知识。海德格尔宣称，康德在哥白尼式革命中揭示知识的先验结构，研究人类先天综合能力的来源和根据，都是为了证明这种本体论知识的存在。在海德格尔看来，通过哥白尼式革命，康德试图建立的是一种“经验的形而上学”、“主体的形而上学”，这种形而上学最终指向的是存在问题，它试图在对人的有限性的揭示中使人达到对存在的意义的领悟。海德格尔认为，康德意识到了人与形而上学问题或存在问题的关系的重要性。海德格尔把他自己的关于人的存在的“基础本体论”看作是康德哥白尼式革命思想的一个必然发展，主张要把《纯粹理性批判》作为“形而上学的基础来读，以便把形而上学的问题陈述为一个基础本体论的问题”[③]，但是，我们只有经过对人的存在的理解才能找到通向存在问题的门径。因此，关于人的存在问题必须先于一般存在问题。关于人的存在问题的探讨是真正地回到了形而上学的基础，人的存在问题是“基础本体论”的唯一对象，只有这个“基础本体论”才使其他形而上学得以成立。因此，“基础本体论”的出发点不是抽象地提出问题，而是这样一个问题：“人是什么？”海德格尔认为，正是这个问题同样深深地激动着康德，并且决定着康德的形而上学研究方向。《纯粹理性批判》对形而上学基础的讨论揭示出超验界不过是“人类主体的主体性”，“形而上学的基础即是对人的探讨，即人类学”[④]。批判哲学的几个问题：我能够知道什么？我应该做什么？我可以希望什么？其实是一个问题：人是什么？这个总的人类学问题既可以是康德思想的一个总结，也是一个根本的出发点。这是海德格尔对《纯粹理性批判》作批判阐释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解释《纯粹理性批判》时，除了着重强调康德是从考察人的本性入手讨论形而上学问题以外，海德格尔煞费苦心地试图把康德的自我与笛卡儿的“我思”区分开来。根据《纯粹理性批判》第一版，海德格尔认为，康德的真正目的是“揭示人的有限性”，而且这个有限性应该在人的认识的有限性中显露出来。康德所要解决的问题是，人作为一个有限者，他关于存在者的知识是如何可能的。如果关于存在者的实体性的、经验的知识被感性直观和思想的结合来加以说明，那么，前实体性的、先验的本体论知识只能被纯直观和纯思想（知性范畴）的纯综合来加以说明。对于这样一种纯本体论的综合，海德格尔将它说成是人类理性的“先验性”，它被理解为理性所设定的某种视界或领域，在其中存在者能被当作存在者来对待，即当作康德所理解的经验对象来处理。经验知识之可能的条件正是对象之可能的条件。海德格尔认为，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一版中，这种本体论的知识是人自身内建构纯直观和纯思想的综合统一的能力，即“先验的想象力”来完成的。康德所谓的主体的三种能力，感性、知性和理性，在海德格尔看来，从根源上可以结合为“先验的想象力”这种唯一的“根本能力”。这种能力通过康德所谓“图型化（Schemata）”的那些神秘过程起作用。“图型（Schema）”是康德用以实现知性纯概念同直观对象的结合，从而成为使经验知识的可能性变成现实性的桥梁。“图型”既不是概念，又不是具体事物的形象，而是一种介于概念同感性形象之间的抽象的感性结构，它是想象力的产物，是想象力对感性直观对象进行先验综合统一的产物。概念与直观的综合是在时间中进行的。只有时间既与直观有关又与知性有关。“图型化”也即是把直观对象的个别形象放在一个时间序列中。海德格尔所关注的，正是时间在这些“图型化”也就是“先验的想象力”的活动中所起的作用。海德格尔解释说，先验的想象力不只是被理解为时间的感性直观的根源，而且被理解为时间的原始过程。直观与思想的纯综合通过纯领会（这意味着现在）、纯再造（这意味着过去）和纯认知（这意味着将来）这几种形式的综合为想象所实现，于是，想象通过其综合功能，构造了现在、过去和未来这些维度，也即创造了时间。不仅如此，海德格尔认为，先验的想象作为自我的中心，不仅统一了现在—过去—将来之来源，而且它从时间的统一中得出了自我的统一。“正是原初的时间使先验的想象成为可能。”[⑤]在时间中，自我获得了统一性。海德格尔认为，当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一版中，把时间作为纯粹的“自我感受”，将时间看作是自我基本的结构时，康德至少隐隐约约地意识到了人是时间性的，时间使人面临着一个神秘的“深渊”，意识到了时间问题的重要性。当海德格尔说“康德是曾经向时间性这一度探索了一程的第一个人和唯一的人”[⑥]时，海德格尔是在指责柏拉图式的、笛卡尔式的主体主义哲学，指责笛卡儿“我思”之类的主体概念，刻意将康德的自我与时间性联结在一起。这是海德格尔对《纯粹理性批判》作批判解释的又一个重要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