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和黑格尔的关系问题从马克思主义诞生起就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最重要的理论问题之一。不理解这一关系就不能很好地理解马克思的思想。列宁早已指出：“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特别是它的第一章。因此，半个世纪以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理解马克思的。”[①]然而，这个问题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对这个问题进行广泛研究，首先是在西方学者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那里开展起来的。阿尔都塞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则独具特色。 一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较早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的是普列汉诺夫和列宁[②]。他们认为，马克思是通过费尔巴哈回到一般唯物主义的立场，和黑格尔唯心主义划清了界限；同时又批判地改造和吸收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把辩证唯物主义推广到历史领域就产生了历史唯物主义。这一观点后来演变成在前苏联马克思主义阵营中占统治地位的“颠倒说”，即马克思是通过颠倒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体系，吸收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而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卢卡奇认为，本世纪初西欧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第二国际的机械决定论者曲解马克思唯物史观，忽视马克思的辩证法，造成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危机”。他在1923年出版的《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中提出应恢复马克思辩证法的权威，其途径就是通过揭示马克思和黑格尔的联系入手来暴露马克思思想中的黑格尔根源。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并不在于马克思的个别结论正确与否，而在于它的“总体性辩证法”，而这种总体性辩证法及其重要范畴和黑格尔有直接的联系，因为马克思的辩证法正是“继续了黑格尔努力去做，但未能在具体形式中达到完成的事情”[③]。他还指出，只有运用总体性辩证法才能克服资本主义社会中广泛存在的异化现象，使工人阶级真正认识到资本主义的本质和灭亡的趋势。这种对马克思思想中的黑格尔根源的研究以及对异化问题的论述，给西方学者将马克思主义黑格尔化、人本主义化提供了启发。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思潮随着马克思早期手稿的发表、特别是苏共“二十大”以后的非斯大林化运动和对个人崇拜的批判后愈演愈烈，并逐渐影响到西欧各国共产党内。他们无视马克思和黑格尔思想的本质区别，强调青年马克思思想的重要性，用青年马克思思想中的人道主义、人本主义来解释、甚至统领整个马克思的思想，蓄意制造青年马克思和成年马克思的对立。一时间，“自由”、“异化”、“有人性的人”成为任意解释马克思主义的时髦词句，给西欧各国共产党内的思想造成了严重的混乱。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阿尔都塞提出了捍卫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任务。在他看来，将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化不仅没有正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反而严重地损害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纯洁性，把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降为一般的意识形态。 二 阿尔都塞从“科学和意识形态的对立”的区分原则出发，研究马克思哲学和黑格尔哲学的关系[④]。在他看来，科学和意识形态是完全对立的两个不同的总问题，马克思的思想经历了从青年时期的意识形态总问题向成年时期的科学总问题的“认识论的断裂”的转变，从而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学说的，因此他反对将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化、人道主义化的做法。体现在他研究马克思和黑格尔关系问题上，他注重二者的区别，强调马克思主义产生的科学性、独特性，并认为二者的关系问题是“当代一个带决定性的理论问题和政治问题。说它是理论问题，因为它支配着现代头号战略科学即历史科学的未来以及与这一科学联系着的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的未来。说它是政治问题，因为它是从这些前提中产生出来的。它在过去和现在都是铭刻在一定水平的阶级斗争之中。”[⑤]可见，阿尔都塞认为如何解决马克思和黑格尔的关系问题关系到能否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历史科学，以及能否批驳当时流行的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思潮，从而将这一问题提高到了十分重要的地位。 那么，他又是如何理解马克思和黑格尔的关系问题的呢？首先，他批判了研究这一问题中的一个最基本的观点，即认为马克思的思想是通过对黑格尔哲学体系的颠倒而来的，是在剥去了黑格尔体系的神秘外壳后发现其合理内核而创立新世界观的。这种合理内核是指黑格尔的辩证法，神秘外壳是指唯心主义哲学世界观。他批评这种看法是一种折衷主义的表现，不能说明问题的实质，至多只是一种比喻的说法，并不能说也不能想像“黑格尔的辩证法一旦被剥去外壳就可以奇迹般地不再是黑格尔的辩证法而变成马克思的辩证法”[⑥]，那不过是“辩术和助产婆的神话”。马克思的辩证法和黑格尔的辩证法在本质上是有根本区别的，这种区别反映在辩证法的规定性和特有结构中，“明白地说，这就意味着，黑格尔辩证法的一些基本结构，如否定、否定之否定、对立面的同一、‘扬弃’、质转化为量、矛盾等等，到了马克思那里（假定马克思接受了这些结构，事实上他并没有全部接受）就具有一种不同于原来在黑格尔那里的结构。”[⑦]他认为马克思和黑格尔辩证法的不同主要体现在其辩证法内在的总体性和矛盾观是有根本区别的。马克思的辩证法在本质上是复杂的和多元决定的，而黑格尔的辩证法虽然表面上看是复杂的，但实际上这种复杂性仅具有多元决定的外壳，不过都是“绝对精神”这一简单本原的外化和反映。如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从表面上看社会是由政治、风俗、习惯和金融、贸易制度、艺术、哲学等无数具体的决定因素所构成的，但实际上又认为这些因素又在它们所组成的总体性的统一的内在本原即绝对精神中得到反映，而“绝对精神”即是构成社会的所有因素的真理。因此，人们只要澄清了黑格尔辩证法同他的世界观的密切联系，就会理解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并不是单纯剥去其外壳，而是深刻改造黑格尔辩证法内在结构的结果，这种改造体现了马克思的辩证法在本质上是多元决定的。他认为革命的胜利或失败不单纯是由基本的起决定作用的经济矛盾的作用，而是由多种因素的作用造成的。俄国革命之所以取得胜利正在于：一方面，当时俄国是帝国主义链条上的最薄弱环节，它积累了当时可能存在的最大数量的历史矛盾，这是革命的客观条件；另一方面，俄国有一个在觉悟上和组织上远远超过了西方任何社会主义政党的共产党，它是准备革命的主观条件。从这一事例可以看出：一方面生产方式（经济因素）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因素，另一方面上层建筑及其特殊功能具有相对独立性，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才构成了整个历史的进程。因此我们不能满足于马克思和黑格尔的不同在于体系和方法的不同、哲学的颠倒或辩证法的颠倒、合理内核的发现等诸如此类的模糊术语，而“必须进一步澄清马克思的思想，让黑格尔的影子回到茫茫的黑夜中去；或者，为了达到同一目的，需要对黑格尔本人进行更多的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只有付出这个代价，我们才能摆脱‘颠倒’的概念以及由此产生的种种含糊和混乱。”[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