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是当代基督宗教神学理论所触及的热点之一。就其本有意向而言，后现代主义在社会运动、哲学反思诸领域表现出对宗教信仰及其神学理论的抨击和否定。但这种后现代思潮的反传统性和对现代性的批判精神，却出人意料地在当代神学中引起了积极反响，导致其神学发展引人注目的新动向。本文分析了当代新教神学和天主教神学对后现代思潮的正视、回应和重构，指出这种对后现代思潮的积极回应本身已说明，当代神学对重构西方精神及其价值体系仍有着巨大影响或潜在作用。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当代基督教神学的一大热点问题乃“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这一术语已专被用来表达西方文化经现代发展之后所出现的时代特色。所谓“现代主义”时期在西方史学理解中乃指17世纪欧洲启蒙运动以来直至20世纪60年代的思想文化发展，其特点是崇尚理性能力、客观思考、经验科学方法和对人类进步的信仰。但这些观念被20世纪人们所经历的两次世界大战所粉碎，取代它们的乃人们的幻灭感、文化破碎感、以及自我的异化和分裂感，由此而在60年代早期出现“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的批评和否定。于是，人们用“现代”一词表示已经过去的时代。有人以19、20世纪之交作为“现代”的结束，亦有人强调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乃标志着“现代”发展已落下帷幕。自此以后，凸显“后现代”特色的人们对那些曾被珍视的价值观和确切自信的理论建构表示怀疑或疏远，取而代之的则是宣称真理的消解和模糊、未来发展的随意和不确定、文化传统的破裂和瓦解、主体意识的衰退和死亡、永恒真理的隐遁和消失。由此而论，纯否定性的后现代主义批评对现代主义之实存虽有“修订”、“破坏”意义，却无“重建”、“再创”之能力。为克服后现代主义所指出的现代文明或所谓西方社会“后封建性”发展的危机，西方学术界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层面提出了各种前景分析和应急理论，其多样性和复杂性都是前所未有的。在与之相关的各种尝试和努力中，当代神学对后现代主义的回应亦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 现代文化的危机 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涌现，揭示了现代社会文化发展中所潜在的危机。蒙受现代进程之负面影响的人们深感以往曾被其所景仰的“现代”理想既不是一个“业已实现的项目”、也不再为其“尚未完成的计划”，所谓“现代”作为一种过渡业已陈旧、衰微，故有人喊出了“现代死了”的惊人口号。为了划清与“现代”的界限，人们以前缀“后”（Post）之表述来标新立异，“后”之界定一时成为时髦的话语或做法，如用“后历史”来表示近代历史发展的结束，用“后启蒙时代”来给作为近现代社会文化发展重要标志之一的“启蒙时代”划上句号，用“后工业化”来揭示走到尽头之“工业化社会”的窘境，甚至在当代政治、军事历史上“冷战”已经结束的情况下，人们对新的发展亦冠以“后冷战”之说。 这种现代文化的危机，在政治理论和文化思想界得到了广泛的讨论。反映所谓“后现代”特色的社会政治学说，在由“政治战略”和“军事战略”转向“文化战略”的趋势中，可见一斑。尤值一提的是，在关涉世界文化命运和文明发展的各种议论中，美国学者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基于“后冷战”时期世界政治的发展变化而提出了“文明的冲突”之说，在东、西方世界引起了普遍关注和广泛讨论。在亨廷顿看来，近现代世界发展经历了国王之间的战争，民族、国家之间的战争，以及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意识形态冲突，但随着冷战的结束，这一历史似乎已走到了尽头。因此，他认为“未来世界冲突的根源将不再是意识形态或经济利益的，人们的巨大分歧以及冲突的根本来源将是文化的”，“文明之间的冲突将是现代世界冲突发展中的最新阶级。”他分析了西方文明与伊斯兰、儒家，印度及其他文明的关系，指出在经济现代化使本土同一性及国民同一性减弱之际，通常以“基要主义”等保守形式出现的宗教则会填补由此留下的缺口。于是，“‘宗教的复兴’提供了一个超越于民族界限的关于身分和认同的基础，并且加强了不同文明之间的融合。”他声称西方的文明乃基于其“犹太教——基督教传统”，从而将西方与其他文明发展相区别，并进而断言：“未来世界冲突的焦点将是西方和几个伊斯兰——儒教国家”[①a] 对于亨廷顿的这种划分和断言，不少人持有异议。其实，文明的冲突与交融乃反映出人类历史发展的对立统一，政治上冷战的结束并不一定就必然走向文明的冲突。各文明深层的精神、价值和伦理积淀本已包含着化解这种冲突、促成相互融合的有利因素。这在“后冷战”时代亦不例外。而且，亨廷顿以不同宗教为依据的文明板块划分亦极为勉强。对此，不少宗教学者曾以“亚伯拉罕宗教”传统来看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三者的关系及其信仰和思想文化关联，反驳伊斯兰教与基督教即与西方文化截然对立之说。例如，加拿大新教学者白理明（Ray Whitehead）就曾指出：“伊斯兰教似乎并非完全与西方相对立，而乃是其同一宗教体系之内的姊妹。‘亚伯拉罕的’世界观包括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我们亦可加上自由派人道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它们都有着共同的文化根源，即源自亚、欧、非三洲交界之东地中海世界的希伯来和希腊思想体系。”仅此而言，现代政治、经济等层面的冲突并不以文化传统或文明差异为根基。“尽管亨廷顿预料冲突会在许多不同的文明中发生，但其基本斗争则为‘西方与其余世界’的斗争”。[②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