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总体上来说，哲学与伦理学在西方哲学的发展过程中一直是密不可分的，它们之间的关系似乎也不言自明：伦理学是哲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哲学与伦理学的关系是整体与部分关系。但如果全面分析和考察西方哲学与伦理学的发展史，就会发现二者之间的关系并非如此简单，其内涵比人们通常所理解的要复杂而丰富的多。具体说来，西方哲学的主题是智慧；西方伦理学的主题是德性，因此哲学与伦理学之间的关系实质上就是爱智与爱德、求智与求德之间的关系。在人类生存活动的背景下，这种关系又是围绕着理论与实践，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而展开的。本文旨在通过对这些关系的分析和考察，从理论上阐明智慧与德性的对立统一，从而加深对西方哲学与伦理学关系的理解和把握。 一 在希腊语源中，哲学意指爱智慧、追求智慧。这种智慧主要表现在哲人超越纷繁复杂和变动不居的“意见”而追求对万物及万物背后的原因的“纯知识”。因而哲学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思辨色彩较浓的精神活动。相反“伦理”一词在古希腊则与风俗习惯相关。它所探讨的是关于个人、团体和社会生活的实践问题，其目的在于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澄清，以确立起指导实践生活的观念、原则和规范，从而最终促使人去过一种“善的生活”（good life）。 伦理学也由此确立了作为一门实践学科所具有的现实针对性，它与非功利的、作为一种理论活动的哲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另一方面，从发生学的角度看，哲学在古希腊起源于个人对世界整体的惊异和沉思默想，从事哲学意味着从烦琐的现实事务中解脱出来，保持心灵的宁静平和，以直接面对世界的根本问题。在此意义上，哲学是一种个人性的精神活动，与他人和社会保持一定距离是哲人的本色。然而，伦理问题所关注的是人的现实生活，是个人与他人、团体、社会的关系，伦理问题的探讨是在团体和社会的背景下进行的，伦理问题的解决也要求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伦理学的产生乃是基于人的社会交往的需要，以及维护团体、城邦和社会统一性的需要。伦理学的这种社会色彩与哲学的个人色彩形成了二者之间的另一种对照。 哲学与伦理学的这两种差异首先在亚里士多德那儿得到了具体阐述。他首先区分了理论和实践，理智德性和伦理德性，强调前者对后者的优先地位，把献身于追求智慧、追求纯粹知识这样一种理论生活看作是人类天性的表现，并把这种生活作为个人最高的生活理想。〔1 〕所以哲学作为一门理论科学是不关心现实的实践事务的，而伦理学所探讨的是“应该怎去行动”，其目的“不是为着求知，而是为了成为善良的人”，〔2〕因而哲学与伦理学分别属于不同的学科体系。然而， 亚里士多德又提出了一个能够涵盖理论活动的广义的实践概念，同时也提出了一个能够涵盖智慧的广义的德性概念，并认为善是一切事物的目的，试图用“善”、“幸福”等范畴最终来统辖理论和实践、理性和德性，这说明哲学和伦理学又有共同的实践目标。〔3 〕亚里士多德对理论与实践，哲学与伦理学之间差异的辨析以及对其共同的实践目标的规定，使哲学和伦理学的关系第一次成了需要加以探究的问题，并埋下了它们后来相互纷争的离合的种子。 亚里士多德对哲学和伦理学之间关系问题的处理在古希腊具有承上启下的意义。在亚里士多德以前，哲人们在求智和求德、哲学和伦理学的关系问题上形成了两种不同的看法。大多数前苏格拉底哲学家把求智看作是自己的第一要务，他们既缺乏对具体的生活实践问题的关注，也不在意他人或社会对自己的评价。〔4〕在他们看来， 伦理道德问题是常人和政治家所关注和讨论的问题，哲人的任务是求智，即追求纯知识。与此相反，智者派一反早期自然哲学的传统，把对生活实践问题的探讨作为哲学的重心，把向公众传授生活的原则和技巧作为自己的职责，使哲学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伦理学。苏格拉底则一方面在批判自然哲学家脱离现实社会生活的同时继承了他们理论探讨的风格，另一方面在继承智者派的实践精神的基础上又批判了他们热衷于具体生活技巧的狭隘性，从而既使哲学从天上回到人间，又使人们对伦理道德问题的探讨提升到哲学的层次，完成了理论和实践、哲学和伦理的一次伟大综合。 苏格拉底对理论和实践，哲学和伦理学进行综合的尝试集中体现在其“德性就是知识”这个命题之中。在苏格拉底看来，德性是灵魂的一种性质，关于德性的知识的形成有赖于智慧对灵魂的指导。他之所以提出这一命题，旨在强调任何一种德性的实践性都是与知识的理论性联系在一起的。由此可见，苏格拉底伦理学的核心不在于教导人们应遵守、如何遵守各种德性，而在于向人们揭示德性的本质。这种伦理学不是一种规范伦理学，而是一种道德哲学。〔5 〕苏格拉底的这一思想对柏拉图产生了很大影响。在苏格拉底辩证术的基础上，柏拉图认为“善的理念”是知识和真理的原因，这种理念能够“给予知识的对象以真理并给予知识的主体以认识能力”。〔6〕另外， 柏拉图还把灵魂分成有理性的部分和无理性的部分，并给每部分规定了相应的德性，其中主要的德性是智慧、勇敢、节制和正义。作为这四德之首的智慧是指国家的少数统治者所具的知识。“哲学王”是这种智慧的化身，也是智慧与其他三种德性、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理想形象。 在智慧和德性的关系问题上，亚里士多德一方面继承了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关于德性涵盖智慧的观点以及理论和实践对立统一的观点，另一方面也批评了他们在这一问题上所表现出的唯理主义倾向，亚里士多德认为，苏格拉底把德性当作知识，这既是不正确的，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一切知识都涉及理性，而理性只存于灵魂的认知部分之中，如果把德性看作是知识，灵魂的无理性部分就被错误地排斥在德性之外了。更为重要的是，苏格拉底在智慧和德性关系问题上的知行统一论存在着不可克服的困难，因为一个人认识善并不意味着这个人一定是善的，更不意味着这个人一定会行善。对于柏拉图的伦理观，亚里士多德认为其最大错误在于把知识和真理的目的、原因和根据的善与作为灵魂性质的德性混为一谈。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在说明有关存在和真理的问题时，不应该涉及德性。〔7〕亚里士多德之后，随着社会动荡的加剧， 思辨理性精神的衰落以及原始宗教和伦理意识的瓦解，生活实践问题开始成为哲学关注的首要问题，希腊哲学家的发展由此进入德国哲学家文德尔班所说的“伦理学时期”。这一时期的哲学很大程度上就是伦理学，而哲学的智慧也就是一种生活的智慧，它要求人们去过一种道德的生活，在个人，团体和社会之间求得一种平衡，并达到“肉体无痛苦，灵魂无纷扰”的生活状态。伊壁鸠鲁派和斯多亚派虽然在具体的伦理道德问题上有迥然不同的看法，但他们都强调理论与实践，智慧与德性，哲学与伦理学之间的统一性。斯多亚派是这一时期伦理学发展的顶峰。他们认为每个人的本性都是整个宇宙的本性的一部分，合乎自然的生活就是德性的生活，德性是自然引导人们所趋向的目标，它是使整个生活和谐一致的心灵的一种状态，即理性的状态，智慧只是德性的一种。在斯多亚派那儿，德性成了涵盖知识与道德，理论与实践的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范畴。〔8 〕而怀疑派则对以前哲学所倡导的通过求知而达到美德和幸福境界表示了怀疑，并且反其道而行之，宣称德性基于舍弃求知的努力而不基于知识本身。新柏拉图学派更是把哲学和伦理学的发展导向了神秘主义的方向，古罗马的西塞罗则明确区分了理论智慧和实践智慧，并把对实践智慧的追求作为更高的追求而加以推崇。到了古罗马后期，“哲学”这个概念已成为“幸福生活指南”的代名词，哲学的伦理学色彩越来越浓，这预示了在以后的基督教哲学中理论与实践、哲学与伦理学关系的新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