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子：关于“道德形上学”及文化比较的可能性 “道德形上学”作为复合词是个需澄清的概念。“道德”与“形上学”在复合时谁为主词，谁为宾词，结果大不一样。宾词具有解释主词的功能，在复合后充当修饰词。用“形上学”解释“道德”，是要给道德寻找形上学的根据；用“道德”解释“形上学”，是要为形上学寻找道德的根据。牟宗三先生意识到这种区别并由此搭起比较儒家伦理思想与康德伦理思想的一个解释框架。 他说， “道德底形上学”（ Metaphysic of Morals）与“道德的形上学”（Moral Metaphysics ）是两个含义不同的概念，“前者是关于‘道德’的一种形上学的研究，以形上地讨论道德本身之基本原理为主，其所研究的题材是道德，而不是‘形上学’本身，形上学是借用。后者则是以形上学本身为主（包含本体和宇宙论），而从‘道德的进路’入，以由‘道德性当身’所见的本源（必性）渗透至宇宙之本源，此就是由道德而进至形上学了，但却是由‘道德的进路’入，故曰‘道德的形上学’。”（牟宗三：《心体与性体》，引自《道德理想主义的重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229页）进而，在此区分下， 牟先生认为康德只有道德底形上学与道德神学，并无道德的形上学，而且，道德神学是康德在道德的形上学层次上所做的努力，而又由于康德自身的局限未能达至道德的形上学（同上）。 即使我们完全同意牟宗三先生对康德的这种评价，仍有一个问题需要回答：道德形上学在伦理学上的理由是什么？但这一问题可能成立的前提是须预先假定一种普遍的伦理学理论框架。若能作出这种假定，文化比较的预备性理由就具备了。即把这种普遍的伦理学理论框架作为解释框架，对不同文化的伦理观念和思想作出解释和评价。但是，以理论姿态作出这种假定是危险的，因为合理性在文化意义上是一个历史的和地域性的概念。（参见麦今太尔：《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因此，把普遍的伦理学理论框架作一悬置，使上述问题采取功能主义和历史主义的姿态也许更为明智：道德形上学在某种特殊文化中履行何种功能？把考察道德形上学的理论态度置换为文化态度，对于伦理文化之间的对话与比较是必要的。康德开出了道德推理的典型模式，但其所处文化的特殊性使我们有理由相信，康德以纯理论形式所建构的伦理思想框架亦具有文化意义上的特殊性，同样，儒家文化也只能被看作是一个特殊的合理性系统。但把理论态度置换为文化态度不得不付出相应的代价：直面无公度性带来的理论挑战。 两种文化间的对话可能是竞争性的，也可能是建设性的，且二者可以并行不悖。当我们去组织一合理性互相竞争的游戏时，须首先制定游戏规则。若把某一特殊文化可能持有的基本立场标榜为普遍适用的立场并由此制定游戏规则，那么这种游戏规则就可能成为一种合理性战胜另一种合理性的功能系统，所谓的文化比较就沦为“请君入瓮”式的行为。 当然，两种文化间的建设性对话也是可能的。因为解释框架是在比较过程中形成的。这正如在比较带卧室与厨房的居室设计与带卧室与客厅的居室设计时产生了一个新的解释框架：带卧室、厨房、客厅的理想设计。由于卧室、厨房、客厅都能履行某种功能，因而都具有某种合理性，因而应被纳入解释框架中。若处于“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的社会背景下，客厅的合理性就在竞争中失败了。甚至在后现代状况下，在比较中形成的解释框架仍然具有一定的建设性。（参见利奥塔：《后现代状况》） 由此看来，理论意义上的普遍的伦理学理论框架是值得用奥康的剃刀剃掉的，但在比较中形成的伦理学的解释框架又是值得假定的，因其具有建设性。这样，由无公度性所带来的比较的理论困难就有所解决——最起码使比较得以可能。 本文试图从以道德底形上学、道德的形上学、道德神学的诸层面所构成的解释框架考察康德的道德形上学理论，并采取与某些已有的对康德的评价对话的方式。对于牟宗三先生认为道德神学是康德在道德的形上学层面上的努力这一点，本文采取存疑态度，并认为上述解释框架是在比较中形成的一个较为合适的框架。由于康德的道德形上学更主要地提供了道德推理的典型模式，故本文除了涉及到牟宗三先生对康德伦理思想的理解外，还涉及到其他一些来自不同理论立场的学者对康德的理解。因此本文的目的不仅从特殊意义的文化立场上，而且在道德推理的一些理论问题上，对康德道德形上学及其意味作出文化的和理论的辩释。 二、关于“道德底形上学” 康德认为，人是有理性存在者，有理性意味着依自由观念行事。但若问自由意志如何可能，或纯粹理性自身何以有实践能力，就超出理性管辖的界限，康德称之为“一切实践哲学的极限”。（康德：《道德形上学探本》，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65页）康德强调，自由是一个消极概念，因为“如果把自由当作一个肯定概念看，那它就需要理智的直观才能成立，而在这里我们完全不该假设有这种直观。”（康德：《实践理性批判》，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30页）看起来康德是在对自由作出限制，其实在限制背后已无条件地允诺了自由具有实践能力，而且以一种无可辩驳的理性姿态使我们对为什么自由能实践自身这一问题必须保持沉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