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罗马哲学是西方文化的摇篮。希腊哲学崇尚理性和科学的特质规定了西方文化的基本特质。基督教是西方文化的重要标志，有人说，西方文化是一种基督教文化，罪恶和救赎构成它独特的文化张力，通过信仰而得救赎并在上帝面前称义即“因信称义”是基督教的首要教义。哲学和理性与宗教和信仰这两种对立的因素构成了西方文化的最基本的内涵。其实这毫不奇怪，人类文明乃至宇宙万物，无论是物质方面还是精神方面，不论其内在结构还是外在表现抑或其运行法则，都呈现为对立的统一。哲学—理性和宗教—信仰这对立的两极构成了世界各大文化体系的深层核心。这一点在西方文化中显得更加突出。本文试图从西方哲学发展的视角论述并分析这两者的关系，以期有助于对西方文化乃至世界其他文化的深层理解。 一 西方哲学的源头是古希腊哲学，而宗教神话是古希腊哲学的温床。古希腊人把自然力拟人化为神，创造了以荷马史诗和赫西俄德的《神谱》为总汇的奥林匹亚诸神体系。在此基础上，诞生了公元前七一六世纪希腊最盛行的两大宗教：爱琉斯（Eleusis）和奥菲斯（Ophise）教。前者用自然、现实主义解释世界，认为人和那些与人同形同性的诸神都受着不可抗拒的命数的控制；而后者则从神秘主义角度解释世界，信仰灵魂不死、永恒轮回。两种宗教的不同思维方式对整个西方哲学有着深远的影响。这两种宗教各自以不同的方式探讨自然和社会，但体现了希腊人的一个基本信念和精神传统；相信任何东西都不是孤立的、无意义的，而是有某种最后的说明（原因），是一个有机整体，体现出和谐和善的目的，这种善对应着人间的四种美德。 寻找本原、同一性这个话题虽早在宗教神话时代就已出现，但只是当米利都人泰勒斯提出“水是万物本原”之时，人类理性始用自然本身的元素代替超自然的力量，哲学才由此脱颖而出。早期哲学家只是些素朴的自然哲学家，他们提出的水、气、无限、数、四根等本原，程度不等地带有感性特征，并具有神话色彩，但又渐渐向理性形而上学过渡。首先，他们之中有些人认为，可见世界万物背后有一个永恒存在的世界，如毕达哥拉斯的数，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巴门尼德的存在，德谟克利特的原子等；其次，这个世界只是理性认识的对象，而且只有理性才能带给人真知识、真快乐，感官知觉充满欺诈和虚伪。最后，他们之中有人如爱利亚派反对神人同形同性的传统的信仰，认为以心思左右万物的是理性、存在者。 从苏格拉底起，哲学探究起来越来越重视理性的地位和作用，以致对本原的追求导致了理性神。用当代西方哲人的话来说，正是在这个希腊的古典时代，逻各斯中心主义达到了第一个完满的阶段。它的代表除了苏格拉底，还有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是西方哲学史上最早提出神学目的论的，认为宇宙万物都是神按照自己意志安排好的，都合乎一定的目的，因此寻求事物的原因应该是寻求事物的目的。实际上这个神也就是充满宇宙的理性，即理性神。而理性神又为人合目的地设计制造万物。苏格拉底要人听从神也就是要人按理性行事。他的学生柏拉图的理念论继承并发挥了他的理性主义和神学目的论，现实世界分有或摹仿理念世界，理念是原因也是目的。晚年，柏拉图干脆将最高的理念称作德穆革（Demiurgos），它是万物的创造者，即造物主或神，它按理性创造了宇宙万物，建立了一种神创论的宇宙生成说。亚里士多德则用形式逻辑的方法，通过对以“实体”为中心的事物存在的原因的分析，推出了一个最终的目的或形式，即“形式的形式”，它就是在感觉事物之外永恒不变而独立的实体，它是万物的“第一推动者”，也就是神。[①]这就是亚里士多德所建立的“第一哲学”（后世称为“形而上学”）的最终结论。在这里形成了一个逻辑学、本体论、神学三位一体的哲学系统。理性神代替了原始神话和传统宗教中的人格神，成为万物的终极原因或最高实体。 从泰勒斯开始的对宇宙万物本原的探讨，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理性神，已经显示了西方哲学演进中理性和信仰之间的微妙复杂关系。一方面，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希腊哲学重理智分析和逻辑论证的特点，它力图通过理性求得宇宙万物的最根本的原因，在那个时代这是一种伟大的革命性的变革，因为它引导人们摆脱了长期支配着他们心灵的传统的陈腐的宗教观念，也就是引导人们从对宇宙万物所持的信仰的态度走向理性的态度，开始了对万物的自然原因的探讨，这也就是科学的理性精神。希腊人一开始就赋予理性以“创造”、“至善”的特性（这个善决不局限于伦理道德意义，而是指完善、园满）。在这里，希腊的理性和传统的信仰是尖锐地对立的，为了反对对传统的神的信仰，苏格拉底付出了生命。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希腊哲学对本原的探讨最终导致一个绝对者。在苏氏、柏氏、亚氏那里，这个最高的绝对者就是理性神。尽管这种神与宗教神还有所区别，但两者是一脉相通的。事实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神学目的论后来先后为中世纪基督教所吸收利用。这就是说，希腊哲学一方面使人摆脱传统宗教，另一方面又在悄悄地走向一种新的宗教，它为一神论的宗教提供了一种思维方式；一方面它引发了人们的理性，另一方面，却又在诱导着一种新的信仰。 亚里士多德之后希腊哲学开始走下坡路，社会也处在动荡变革的状态，公元前四世纪，罗马人征服了希腊。这时的哲学体现了一种实用主义的心态，为试图寻求精神避难所的人们提供安宁的家园，理性的传统虽然还存在，但已不再是亚氏第一哲学中所说的那种超功利的玄思，而更多地成为“实践智慧”，哲学家的注意力集中于寻求个人幸福，寻找摆脱痛苦的途径。本体论、认识论、逻辑学成为伦理学的准备或手段、工具。斯多亚学派便是其中的典型，它从传统的整体观出发，断定自然是整体，是上帝、逻各斯；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须遵守整体的规则：服从命运和逻各斯的安排，在既定的天命中，智慧的人生就是禁欲、顺从、宿命。这种道德观被正在兴起的基督教所吸纳，恩格斯指出：“新约中有些地方几乎就象是从他著作中逐字逐句抄下来的。”[②]与此同时，各种神秘主义和宗教思潮盛行于罗马：新柏拉图主义，新毕达哥拉主义、犹太——希腊思想与教父哲学。犹太神学家将希腊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哲学与犹太的一神信仰结合起来，把逻各斯看作是犹太人的上帝的一种最高的能力，由逻各斯创世、统治万物。新柏拉图主义者普洛提诺（204—270），吸收了新毕达哥拉斯主义关于从无限物上帝中流溢出有限物的思想，也吸收了犹太——亚历山大里亚的学说，推崇柏拉图的神秘主义思想，提出了“太一”即神不仅超越存在，而且超越理念、逻各斯，“太一”是绝对超脱的，是万物之源；从这个神“太一”流溢出理智、灵魂，进而流溢出有限的世界。这种理论也为基督教所吸收，实际上它与同时代的教父所论证的三位一体理论相差无几。发端于科学理性的西方哲学至此已走向宗教信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