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意义上，我们可以将西方文化称为“两希”文化——希腊文化与希伯莱文化。但长期以来人们却把这两种传统对立起来。正象英国诗人马修·阿诺德所描述的：“希伯莱文化和希腊文化，我们的世界正是在这两种影响点之间运动的。有时，我们的世界更强烈地感受到其中一点的吸引，另一个时候则感受到另一点的吸引，世界应当在两者之间和谐而又美满地达成平衡，尽管从未做到。”[①]其实，这两个哲学传统是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以理性方式探究宇宙本体获取自然真知的希腊哲学中蕴含了宗教神学因素，古希腊哲学势必被基督教神学所取代；以信仰方式无限崇敬上帝获取道德良知的基督教神学中渗透了理性科学因素，理性化的托马斯神学势必成为正统的经院哲学。诚然，两传统的内在发展演化出了现代求真的科学主义哲学与求善的人文主义哲学，但正是两传统的原有融通预示了当代西方哲学的一个重要倾向——将繁多的流派尤其是重科学知识的英美哲学与重人文历史的欧陆哲学汇通融合，建立起一种多元的哲学文化。研究希腊传统与基督教传统的融通和内在发展，对于认清西方哲学发展的轨迹，把握西方文化发展的基本精神，理解两传统对于西方科学进步、道德建设的深远影响，以及对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启示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希腊哲学中的科学精神与宗教精神 作为西方文化摇蓝、哲学起点的希腊哲学一开始就表现出“天人相分”的思想特征，与中国哲学传统的“天人合一”相别。由于“天人相分”，便应分别探讨自然与人，一方面是对宇宙本体的探究导致了一种求取自然真知的科学精神理性准则；另一方面是对人类自身的探究导致了一种求取道德良知的宗教精神神学体系。 首先，希腊哲人在对宇宙本体的探究中体现了一种渴求理性真理的科学精神。第一个西方哲人泰勒斯便是勇敢地冲破传统的宗教神话思维方式的束缚，首先冷静理性地直面宇宙自然，探究宇宙的起源和本质，求取真知。他不再认为宇宙万物是超自然的神灵所造，而是从现实自然的物质的水中派生。“水是万物的始基”这第一个哲学命题，体现了一种崭新的理性精神，它同原始的宗教神话决裂，用理性的法则去认识世界解释自然，把宇宙一切看成是统一的可知的合乎规律的整体。毕达哥拉斯的“数是万物的始基”反映了由和谐的数构成的世间万物是一个严密的理性系统。巴门尼德则把理性精神逻辑思维当作真实存在的本体，因为“思维与存在是同一的”，“作为述说，作为思维一定是存在的东西”，“思想和思想对象是同一件事情”[②]。这里显示了理性思维的强大生命力，它隐含了理性主义集大成者黑格尔的“凡是合乎理性思维的即是现实存在，凡是现实存在的即是合乎理性思维”的思想，理性主宰一切。而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和阿那克萨哥拉的“奴斯”更是这种理性精神的清晰体现。赫拉克利特认为，“逻各斯”是规范万物的尺度，是“火”运动变化的规律，是外部世界的客观本质和根据，认识了它就获得了真知拥有了智慧。阿那克萨哥拉则赋予奴斯以“心灵”、“灵魂”、“理智”、“力”等含义，是从外面推动和安排世界万物的精神性本原，如果说“逻各斯”是外部客观世界的理性精神，那么“奴斯”则是人类主观世界的理性精神，这里已预示了其后柏拉图理性观的分裂，其实这里理性精神就是普通必然性和逻辑规律性。 随后苏格拉底以“美德即知识”的命题，告诫人们只有认识了人先天存在的普遍道德观念才拥有了真知，这真即是善，这善即是真，柏拉图将这真改造成更具普遍必然性的“共相”理念，它是世界的本原，最高的真理，道德的至善，是真善美的统一。柏拉图将具有普遍必然的一般共相作为世界本体，这就为以研究各特殊领域的共性规律的科学奠定了基础，提供了依据，为西方科学知识的发展开辟了道路。承此思想，亚里士多德认为哲学和科学的共同处在于：都研究作为种的实体，即具有共相的本体；不同处在于：哲学研究最普遍的“种”即“作为存在的存在”或“存在本身”，探求事物的终极原因，科学则研究特殊的“种”即“特殊的存在”或“存在的一部分”，探求事物的次级原因。由此，哲学是各门科学的根源、基础和指导，是关于终究至极的第一因的最普遍、最本质的学问。从这里不难睢出，哲学追求本体世界最一般的普遍规律，探求真理性的科学知识，解决科学知识何以可能何以为真的概括与基础。在此，求知爱智的希腊哲人已为西方近代理性哲学、现代科学主义哲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准则。他们也正是在对宇宙本体的探究中体现了一种渴求智慧真理、推崇理性知识的科学精神。 其次，希腊哲人在对人自身的探究中体现了一种渴求道德至善的宗教精神。毋庸置疑，希腊哲人都把宇宙本体的探究，智慧真理的追求，作为自己的主要哲学使命，故而把人看成是一个求取真知的理性存在着，这种理性人学在斯多葛派那里已转化为宗教人学[③]。应该说这种宗教人学在早期希腊哲人毕达哥拉斯那里就埋下了不灭的种子，经过恩培多克勒，、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培育，到斯多葛派、新柏拉图派那里已长成为粗壮的大树。毕达哥拉斯是最早关注人学问题的希腊哲人，他认为，在人身上最有力的部分是灵魂，它不仅决定人的生命变化，而且把人引向善或者恶。由于受古代奥尔弗斯教和埃及神学思想的影响，他主张灵魂不死、灵魂轮回，肉体是灵魂的坟墓，灵魂因肉体的玷污，染上罪恶，要通过生命的轮回来净化灵魂纯洁道德，而哲学是使人性善良心灵高尚的重要手段，通过理性的沉思，来把握秩序井然美妙和谐的宇宙整体，达到人性升华灵魂净化，因为“一切中最伟大的净化是无所为而为的科学，唯有献身于这种事业的人，亦即真正的哲学家，才真能使自己摆脱‘生之巨轮’”[④]。在此毕达哥拉斯已将哲学、神学、人学三者溶为一体，哲学的理性沉思为人学的灵魂净化提供了工具，神学的灵魂不死又为人学的善之追求奠定了基础，难怪西方的伦理道德往往建立在宗教神学的基础上，道德教育的责任主要是在教会也就不足为怪了，毕达哥拉斯似乎开了西方宗教哲学、道德神学的先河，在对人类灵魂的探究中最早体现了一种追求道德良知的宗教精神。经毕达哥拉斯之后，恩培多克勒进一步发挥了灵魂不死灵魂轮回的思想，他认为灵魂并非从我们的血液和呼吸中生成，而是从别处来到肉体中寄居的，是一个“被神的命令和法律所驱逐的完全的流浪汉。”[⑤]灵魂开始处于原始的纯洁状态，没有冲突与争斗，只有爱与美之神库波莉斯，而一旦堕入肉体之后，就因血液的污染而带来罪恶，为此就要辗转投生于不同的生物体，甚至陆地海洋天空的惨痛轮回，才能洗刷罪恶，净化灵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