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人道化了的苏联哲学与苏联剧变 苏联哲学的人道化并不是孤立的现象。1953年斯大林逝世以后，苏联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经历了人道化的变化。例如文学，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4月16日的《文学报》上便有人发表文章批评苏联的诗歌缺乏主要的东西，即没有人。1954年《旗》杂志第5期发表名为《解冻》的中篇小说，反对官僚主义，呼吁关心人，尤其要关心知识分子。小说结尾说：“你看，到解冻时节了，”由此开始了以宣扬人道主义为重要特点的“解冻”运动。虽然文艺界不断进行对抽象人道主义的批判，但由于1961年苏共党纲公开打出了人道主义旗帜“一切为了人，一切为了人的幸福，”人道主义思想在文学中的影响与日俱增，“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成为60年代以后苏联文学最重要的口号之一。1953年以后苏联哲学的人道化倾向与社会生活其他领域的人道化变化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哲学的人道化是文学以及其他领域人道化的集中表现。 每一个人都是社会环境的产物。以苏联哲学为代表的人道化思潮深刻改变了苏联人的思想观念，尤其是改变了在1956年苏共20大以后成长起来的被人称为“六十年代人”的那一代人的思想。这是一些50年代大学毕业，在批判斯大林和宣扬人道主义的气氛中思想逐渐成熟，形成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人。他们在变化中、矛盾中成长起来，身上既有传统观念的痕迹，也有新思潮的烙印。从60年代起，他们中的许多人陆续走上各级领导岗位，到70、80年代，在权力交替中逐渐成为苏联社会生活中的主角。今天，俄罗斯学术界一致公认，正是这些“六十年代人”完成了苏联社会的剧变。他们一方面自认为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另一方面又力主更新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理解，导演了1985年开始的苏联改革。苏联哲学人道化的社会影响主要通过他们得到表现。 “六十年代人”的典型代表是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是苏联改革的主要领导人，是苏联剧变的直接责任者，而他所用以指导改革的理论思想正是人道化了的苏联哲学，或者说是苏联哲学所宣扬的人道主义。有俄罗斯学者在最近指出：对戈尔巴乔夫起了重大不良影响的是知识分子。戈尔巴乔夫对文化、教育、知识分子怀有深刻的敬意，自称与知识分子的会见对他而言比与党务工作者的会见更愉快，每次出国访问都要带一些艺术家和学者。他当政时是知识分子与国家领导人最接近的时期。（见п.Е.福尔曼：《戈尔巴乔夫现象》，载《自由思想》1995年第11期）在这一过程中，他的夫人赖莎起了重要作用，赖莎与戈尔巴乔夫50年代初先后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哲学系和法律系，赖莎在哲学系的同学M.K.马马尔达什维利以及И.Т.弗罗洛夫后来成为苏联哲学人道化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并一直与赖莎保持着密切关系，赖莎本人还对马马尔达什维利的哲学才华推崇备至。现任俄罗斯哲学学会会长的弗罗洛夫在改革开始以后很快成为戈尔巴乔夫的理论助手，并且先后担任《共产党人》与《真理报》的总编辑以及苏共中央书记、政治局委员。上述情况使得苏联哲学的人道主义倾向不可能不对戈尔巴乔夫并通过戈尔巴乔夫对苏联社会生活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苏联哲学人道化的社会影响在戈尔巴乔夫领导的苏联改革中得到最集中的表现。1987年，戈尔巴乔夫出版了《改革与新思维》一书，全面阐述了他的改革思想。在对外政策方面，他极力鼓吹“新思维”。所谓“新思维”，按戈尔巴乔夫自己的说法，“核心是承认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更确切地说，是承认人类的生存高于一切。”（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184页）新思维的实质是人道主义。戈尔巴乔夫说：由于核战争的威胁，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这一公式已经过时，现在“在历史上第一次迫切需要把社会的伦理道德标准作为国际政治的基础，使国际关系人性化，人道主义化。”（同上书，第184页）新思维宣称“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实际所指是“全人类的价值高于阶级价值”，因为“随着大规模（普遍的！）毁灭性武器的出现，国际舞台上的阶级对抗有了客观的限度，超过这个限度就会出现全部毁灭的威胁。第一次出现了现实的，而不是抽象的，今天的，而不是遥远的全人类的利益——使人类文明免于毁灭。”（同上书，第177页）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之下，苏联的对外政策急剧改变。一方面千方百计缓和对美关系，另一方面放弃对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支持，极力削弱对外政策的阶级色彩，在国际事务中充当美国的伙伴，其结果直接导致了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垮台。 显而易见，“新思维”的基础正是苏联哲学的全球性问题理论。在全球性问题研究中，苏联哲学界早已得出全人类利益高于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和阶级利益的结论，戈尔巴乔夫所作的只是使这些结论具体化为苏联的对外政策而已。（据俄罗斯学者透露：在陈述了自己的基本设想之后，戈尔巴乔夫曾对若干个写作小组陈述了自己关于《改革与新思维》一书的基本设想，由他们分别拟定写作提纲，最终选中弗罗洛夫小组的提纲，并指定由他们写出初稿。同时还应该指出，戈尔巴乔夫迄今仍是以研究全球性问题著称于世的罗马俱乐部的成员，他受苏联哲学全球性问题研究影响之深，由此也可见一斑。） 最集中地体现人道化了的苏联哲学的社会影响的，是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国内开展的改革。事实上，社会主义制度在苏联的失败、苏联共产党的垮台以及苏联这个超级大国的解体，都与苏联哲学体现的人道主义影响有着直接的、重要的联系。联系的关键一环，是民主化、公开性这一改革基本方针的确定。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就任苏共中央总书记，4月召开中央全会，提出加速苏联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方针。1986年2月苏共27大召开，正式打出改革的旗帜。但是改革究竟应当如何进行，到这时为止并不明确。1987年1月苏共召开“一月全会”，在这次会议上，改革的基本方针得到确定，这就是民主化、公开性。戈尔巴乔夫在“一月全会”上说：“民主不是一个简单的口号，而是改革的实质。”（戈尔巴乔夫：《关于改革与党的干部政策》，莫斯科新闻出版社1987年中文版第26页）原因是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出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主人翁地位，从而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他进而提出，实现民主的根本一条是完善选举制度，加强人民群众对各级干部的监督，普遍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因此，必需实行公开性原则。公开性，就是指放开新闻舆论的集中控制，人民有权知道一切，批评一切。他说，在苏联，人民应当知道一切，自己判断一切，什么事都要管，因为这是他们的国家，“在苏联社会不应当有不能批评的禁区。”（同上书，第32页）民主化、公开性方针实际上以人为出发点。戈尔巴乔夫说：“通过改革赋予社会主义以新的活力，揭示社会主义制度的潜在力量，克服物质财产、生产资料、政治生活、政权、文化等对人的异化。我认为，这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提法，它的中心是人。我们打算如何实现这一构想呢？答案就在上述构想本身之中，即：通过民主化和公开性，通过改造所有制关系和我国社会的政治结构，通过道德领域和全部精神生活的健康化。一句话，通过把人看作目的而不是手段。”（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把经济改革推向前进》会议上的发言，载1989年10月30日《真理报》再进一步的分析告诉我们，戈尔巴乔夫之所以在推进改革时要把人作为中心的一环，深层的原因又在于人道化了的苏联哲学的影响以及由此而来的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人道主义理解。他在1988年6月召开的苏共第19次全国代表会议上说：“我们把社会主义看作一种真正的、现实的人道主义制度，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在实际上成为‘一切事物的尺度’。社会的一切发展，从经济到精神－意识形态，目的都在于满足人的需要，都在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当谈到作为向共产主义迈进的一个重要阶段的我国社会的崭新状况时，我们所指的正是社会主义的这种民主的、人道的面貌”。（《苏联共产党第19次全国会议资料》，莫斯科1988年版，第87、88页）戈尔巴乔夫在1989年这样评价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斯大林对社会主义的歪曲使得马克思、列宁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中最主要的东西不复存在了，这就是：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取代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一思想的，是把人作为党和国家机器上的‘螺丝钉’的思想，是把劳动人民作为这一机器的‘传送带’的思想。”（戈尔巴乔夫：《社会主义思想与革命性改革》，载1989年11月26日《真理报》）这番话突出地表现出当戈尔巴乔夫思考改革的战略方针时人道主义在他的心目中占有何等重要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