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哲学在其发展的后期，经历了一个深刻的人道化过程。这是苏联哲学的实质性的变化。它不仅改变了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面貌，而且对苏联的改革和社会主义苏联的解体产生了重大影响，是理解苏联历史性巨变的关键因素之一，也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总结的重要历史现象。 一 人道化——1953年以后苏联哲学发展的基本倾向 1953年斯大林逝世之后，与整个苏联社会发展的重大转折相适应，苏联哲学也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一方面，苏联哲学的研究领域不断拓展，新课题层出不穷；另一方面，传统课题的研究不断深入，大量新内容被发掘出来。对这段历史，人们可以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去认识评价，然而如果从宏观上对苏联哲学各个领域在这一时期的变化加以概括和思考，便可以发现它们有一个共同的趋向，这就是人道化。除了人和人道主义本身作为新课题进入苏联哲学家的视野并得到高度重视以外，50年代以后几乎所有的研究领域在其研究内容的拓展和深化中，都日益强调人的重要意义，日益把人作为重要的研究视角。弘扬人道主义成为50年代以后苏联哲学事实上的追求目标。 下面我们从几个方面对这种人道化倾向作一简要考察。 第一，作为研究课题的人和人道主义问题在苏联哲学中崛起。 50年代以前，人的问题在苏联哲学中几乎谈不上有什么位置。1953年，特别是1956年苏共20大之后，人和人道主义问题日益成为苏联哲学的热点。50年代中期，苏联开始出现关于人道主义问题的文章和著作，提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工人阶级所固有的深刻的、真正的人道感情的科学表现。……真正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思想贯穿着整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M.彼得罗相：《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载《哲学问题》1955年第三期）经60年代和70年代的发展，苏联哲学家开始用人道主义解释整个马克思主义。И.T.弗罗洛夫于1989年说：马克思主义者的新人道主义立足于马克思的早期著作，特别是1844年手稿。现在应当对这本书重新加以理解，因为其中包含着人和人类解放与发展的科学，而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质。马克思后来所研究的经济学、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等问题，实际上是对现实人道主义的论证，是寻求现实人道主义的实现。（参看《共产党人》1989年第15期） 对人本身的研究始于60年代。1960年，B.п.图加林诺夫出版了苏联第一部关于价值问题的专著《论生活与文化的价值》，而价值问题正是人的问题的最重要内容之一。同年，他还在《共产党人》杂志发表题为《社会与个人》的文章，开始了对个人的研究。从此，与人有关的各种问题，特别是人的本质、人的发展等问题，逐渐成为苏联哲学的热点。1965年《哲学问题》第一期第一篇文章的题目便是《人是最高价值》。到70年代，关于人的问题的各种学术会议在苏联频繁举行，仅《哲学问题》就为此多次召开“圆桌会议”讨论人的问题。问题的范围也较前大为扩展，人性问题、个性问题、责任问题、生活方式问题、活动问题、以及健康问题、老年问题、生命的意义、死亡、不死与永生等等，都成为哲学研究的对象。80年代以后，不断出现成立对人加以综合研究的专门机构的呼声。1986年12月苏联科学院成立“人的问题综合研究委员会”；1988年2月，苏联召开了有800多名哲学家、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艺术家出席的“全苏综合研究人的问题科学大会”；1989年1月，“全苏跨学科人的科学研究中心”成立，并在该中心之下组建了“人研究所”，创办了杂志《人》。对人以及与人有关的问题的研究，可以说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第二，基本哲学原理的人道化。 基本哲学原理的人道化，首先表现在辩证唯物主义领域。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的基础，在苏联哲学中一向以追求客观必然性的本体论为基本内容。但是，1954年莫斯科大学哲学系青年教师э.B.伊理因可夫和B.И.科罗维可夫提出一份“认识论主义提纲”，声称人无法认识整个世界的本体，也即世界本身，他只能以人的认识为对象，以人自身为中介去认识客观世界，哲学是对认识的认识。由此开始出现了所谓“认识论主义”与“本体论主义”的论战。虽然在以后的日子里认识论主义者备受压制，但其声音并未消失，反而日渐增强。例如哲学家И.C.阿列克谢也夫于70年代进而提出：“应该赋予活动（首先是实践－对象性的活动）以较之单独的物－客体的地位更为基本的逻辑的和本体论的地位。”（阿列克谢也夫：《互补概念的历史—方法论分析》，莫斯科1978年版第220页）“彻底把现实作为‘活动的形式’来思考，要求不仅在对客体的关系上，而且在对主体的关系上都赋予活动以本体论的和逻辑的优先地位。”（阿列克谢也夫：《论测量分析的方法论原则与手段》，见《科学认识的方法论问题》，新西伯利亚1968年版第96页）他认为：对人而言，反映的直接对象是活动，但反映的结果以客体的形式出现，所谓的客体的属性都是人的认识而已。为极力突出人的作用，他自称为“主观唯物主义”者，以示与“客观唯物主义”的区别。至80年代中期改革开始以后，认识论主义的观点事实上已在不同程度上为大多数苏联哲学家所接受。其次，历史唯物主义领域同样表现出了明显的人道主义倾向。从斯大林逝世以后苏联哲学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开始，人的问题、活动问题日渐成为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中心问题，以致70年代初有人开始呼吁对人的关注不应当压倒对历史唯物主义中心问题的重视。（参看《哲学问题》1969年第7期，1970年第3期）然而人道化的倾向并未停止。例如，哲学家B..凯列和М.Я.科瓦尔宗于1980年在《哲学问题》杂志撰文，强调社会历史的人和人道主义意义，提出历史研究的三个方法论方面，或者说衡量历史的三个尺度：第一，揭示历史规律，也即把历史作为自然历史过程来看，这是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的区别所在，但并不完全；第二，把历史当作人们活动的过程和结果来分析，这样才能揭示出主体在历史中的重要作用；第三，把历史作为人自身发展的历史来观察。他们把这称作自然历史方面、活动方面和人道主义方面。（见《哲学问题》1980年第7期）文章发表之后引起很大反响，其观点为绝大多数哲学家接受。随着改革开始，人道化立即成为苏联哲学家们更新哲学理论的一面旗帜。在1987年的一次讨论会上，当时的哲学研究所所长拉宾指出：“我们的全部哲学都要把人视为社会进步的最终目的，视为最高的价值和一切事物的尺度，也就是说，要使哲学人道化”，（《哲学问题》1987年第7期）这是哲学界的首要任务。哲学家Л.п.布耶娃说：苏联哲学中“人的问题目前所处的地位不仅与马列主义哲学的人道主义本质不相适应，而且与社会主义社会的人道主义理想和目的不相适应。现代哲学应该更加鲜明地表现出‘人的面貌’。人道主义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同上）果然，1989年苏联出版了新的哲学教材《哲学导论》，贯穿这本书的基本精神便是人和人道主义。这表明，艰难演进三十多年的苏联哲学人道化倾向，已经得到官方的肯定，成为苏联哲学的主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