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问题远非哲学研究中的新问题，对这一问题的讨论由来已久。但是在现代条件下，由于心理学、认识论的发展，由于揭示出社会实践的新侧面，由于对人的哲学分析的迫切需要，活动开始获得了某种特别的社会意义，它的一些方面被提到了首位，凭借这些方面，活动成为关于人的现代哲学研究的最重要问题。 按照马克思的理解，不仅应该把人看作是“感性的对象”，而且应该理解为“感性的活动”，不仅应该承认人生活的感性世界，而且应该把“感性世界理解为构成这一世界的个人的共同的、活生生的感性的活动”[①]。因此，哲学要理解、研究人及其生活的对象世界，就必须首先理解、研究人的活动，必须将活动范畴作为关于人的哲学的基础和核心。 活动作为人的存在方式，内在地包含着同一性和非一致性的矛盾性质。同一性是指活动对人的存在与发展的肯定性、积极性；非一致性是指活动对人的存在与发展的否定性、消极性。活动的同一性和非一致性，随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哲学的任务是阐明不同历史条件下活动性质的某些变化的意义。近代哲学，主要是近代唯心主义哲学突出地揭示了人的活动的同一性方面。他们把人抽象为纯粹的精神，把活动作为精神的存在方式，单义地规定为纯粹精神的自我活动。认为精神通过设定自己、规定自己、自由创造世界的活动实现自我，以此证明活动对人存在和发展的意义：自由和创造。然而正如马克思所说，唯心主义发展了人的能动活动方面，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与近代哲学不同，现代西方哲学主要揭示了活动的非一致性方面。他们认为，在现代历史条件下，人的活动形式并非固定的、单一的，而是灵活多样的，很容易从一种活动形式转入另一种形式，形成了一个内容丰富的活动系统。现代人就在他构成的活动系统中存在着、形成着。活动对人的生存与发展呈显为多方面性质的意义。其中，在以往活动中作为萌芽形式存在的，被同一性掩盖因而被哲学分析忽视的活动的非一致性方面随着同一性意义的增长突现出来，被提到哲学研究的首位。例如，现代活动及其创造物确实推动了人类进步、社会发展，极大地改善了人的物质生活条件，但问题是它们并非全部造益于人本身，有些则与人处于异在的地位，威胁着人的生存与发展，甚至否定着人本身。核武器正在威胁着人类的存在，被污染的环境正在破坏着人类的存在，这些都是我们人类自己活动的产物。因此，分析活动的非一致性对人生存和发展的意义就构成了现代西方哲学的主要问题。 本文意不在全面分析现代西方哲学活动观的内容，而是从方法论角度对詹姆士的实用主义活动观，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学活动观和萨特的存在主义活动观对活动的非一致性的理解进行述评。 詹姆士以彻底经验主义方式探究了活动的哲学问题。在《活动与经验》一文中，他提出了活动的形而上学问题：“有活动这一事实吗？如果有，我们必须对它造成一个什么观念？它象什么？它如果作什么事情的话，那么它作什么？”[②]。他认为，活动是一个事实存在，但必须“在经验之流的什么地方去找我们所说的象活动这样的东西。”[③]当我们在“经验之流”中寻找活动时，首先是“起码的活动”，它“含于仅仅是经验的这之中，含于某种东西在进行的事实中”[④]。“经验的这”按杜威的理解，就是原始的或纯粹的经验，是没有经过反思提炼的经验。纯粹的经验不仅使活动成为可能，而且规定着活动并构成活动的本质。因此，单纯的活动没有规定的方向，没有活动者，没有活动的意向，没有活动对象，这一切只有通过活动的结果才能确定。据活动结果，我们反思经验，这时“我们”和“对象”才被分开，活动者和对象才被确立。因为通过活动，经验才被分给“我们”和“对象”。因此，“是谁的实在活动”和“现实结果将是什么”是同一个问题。例如，“同一个讲演活动，根据结果既可以说活动者是一个更为广阔的思维者，也可以说是‘理念’或神经细胞”[⑤]。你不能先验地确定你是活动的主体，你以为你是活动者，其实你只不过是活动的工具，真正的活动者在别处。因此，由人建构的活动与人本身并非一致或同一，有时则是非一致关系。詹姆士认为，正是通过对非一致性活动的还原论分析，我们才能确立活动的动者即人的身体。因此，他说：“就‘思想’和‘感觉’能活动而言，它们的活动就归结在身体的活动里，而且只有通过唤起身体的活动才能改变世界其余部分的活动”[⑥]。就是说，一切活动都可以归结或还原为身体活动。结果，詹姆士就对活动作了自然主义或生理主义的解释。 弗洛依德从另一个角度分析活动。他分析的对象是精神病人的活动或人的无意识活动，并且把这种分析拓展到人的一切活动或一切人的活动，使精神分析成为解释人的活动的普遍模式或框架。他认为，人的活动都有一个过去原型，都是过去原型的再现或象征。过去原型是一个更为深刻的欲望和情结的混合体，欲望来自力比多（性本能），情结来源于过去形成的社会上的家庭关系（恋母情结、恋父情结等），这些甚至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欲望是一种内在关系，情结是一种外在关系，正是情结抑制欲望，造成了一种以文明为形式以性本能为内容的现代文明人的活动，表现为幻想的并非现实的满足。因此，在弗洛依德看来，活动是人建构的存在方式，但是对于人本身来说，第一，不是“现实”而正是“过去”引起人的活动，活动不限于在前的意义，主要在于它显露和象征着过去的原型，即活动的本质意义在于“过去”，因此应该从“过去”来揭示或理解活动的意义。第二，人建构活动并通过活动存在，应该说是肯定了人本身，但实质上，人在活动中感到的不是实在的满足，而是幻想的满足或抑制的痛苦，这样活动似乎就否定了人本身，造成了人与自己建构的活动之间特有的不一致，其根源在于文明形式抑制了人的性本能。他担心“文明的发展可能最终会导致人类的绝种，因为它对性机能的影响不利”[⑦]。因此，他认为应该消除活动的非一致性，恢复活动的同一性，其实质是必然抛弃人的文明活动，返回到单纯的性本能活动。换言之，弗洛依德主张活动应该肯定人的存在而不是否定人的存在。他认为，精神分析是唯一能解剖现代人的“病态活动”的手术刀，而且重要的是，通过对活动的精神分析，能为人的发展指出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