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哲学，或者说存在主义，在20世纪的30—60年代曾是一个最普遍和最有力的运动，不仅在哲学内部，而且在社会和文化领域，存在主义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世纪之交的今天，在后现代社会即将来临的今天，存在主义是否已经衰竭、死亡？或者说，在后现代的联系内部，它是否仍然有某些东西要告诉我们？在后现代世界，它是否还拥有任何有意义的未来？这是一个困难和富有挑战性的任务，这个任务要求我们回顾过去，展望未来。 存在主义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5世纪和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潮，人文主义思潮蔑视宗教的权威，肯定人和人性的尊严，真诚地热爱大自然和人间万物，热爱自由，其代表人物诚实、坦率，充满活力，富有进取心。我们发现，不仅在题材和基本观点方面，而且在风格和气质方面，存在主义继承并发扬了人文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达·芬奇（1452—1519）、米开朗其罗（1475—1564）、马基雅维里（1469—1527）、拉伯雷（1490—1553）以及蒙泰涅（1533—1592）——的这些优秀遗产。在稍后的帕斯卡的《思想录》（1623—1662）中同样可以发现存在主义的源头。帕斯卡一方面以理性和道德抨击怀疑主义，一方面又主张在以理性批判一切的同时，必须摒弃笛卡尔理性高于一切的观点，因为理性并不是万能的。帕斯卡以他特有的那种揭示矛盾的方法，从两极观念对立出发，考察了人的本性，讨论了人的本质和人存在的价值等问题，帕斯卡的思想为存在主义提供了丰富的营养。 我们还可以在18世纪的启蒙运动中找到存在主义的根源，存在主义在反对启蒙运动的理性信仰的同时，捍卫和鼓吹了启蒙运动解放人和自由统治世界的观点。存在主义分享了启蒙运动对自由的渴望和对个人尊重的思想。而且在研究历史的基础上，存在主义和启蒙运动同样相信，实际的社会变革是可能的。 作为一种思潮，存在主义源远流长，但作为一种自觉的哲学思想运动，特别是马丁·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萨特的存在主义，是从第一二次世界大战才开始觉醒的。事实上，这两次大战给从文艺复兴就已经开始的生活世界以致命的一击，并结束了这个生活世界。而这个生活世界是根据最先在17世纪就已出现的价值和关系来不断地规定自身的。这些价值和关系是：商业和工业的价值；对理性进步的信仰；科学的纯客观性；技术的日益增长的重要性；作为一种不仅控制和利用外在自然而且控制和利用我们内在自然的意志的那种权力意志；以及根据专家治国的合理性扩大政府的统治。这两次世界大战标志着现代性的终结和新阶段的开始。 正是两次世界大战对人类的大屠杀使我们后来的现代人不再回避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的诱惑，宣称上帝已经死了，上帝的死亡似乎就标志着一切根据的瓦解，一切合理的基础的垮台，一切普遍化的道德权威的结束，就是说，一切使这个世界，使我们在这个世界的存在最终有意义、有目的那种保证的结束，在我们这个世纪这些灾难性的事件之后，谁还能相信上帝的全知全能呢？谁还能相信进步？谁还能相信理性和启蒙运动的伟大理想呢？我们的最热切的希望已经冰消瓦解；我们最美好的集体的梦已经褪色；我们对于理性，而且最重要的，我们对自己的信仰已经丧失。正如尼采所说：“我们在自己的眼中已丧失了尊严”。今天，谁又能解决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呢？环境污染，地球变暖，能源危机，酸雨和热带雨林毁灭，人口爆炸，犯罪和暴力集团问题，日益增多的文盲，种族歧视，等等。今天，谁仍然相信科学和技术可以解决这一切问题呢？今天，谁仍然相信“人”和“人”的科学呢？ 在我们的生活世界里，这种绝望和沮丧的发问乃是普遍的现象。这也是我们认为两次世界大战标志着现代性终结的原因，战争不仅粉碎了我们的生活世界连同这个世界的价值、理想、希望和概念，同时也把我们抛入一个可怕的新世界——后现代的世界。在这个后现代的世界里，旧的思想、生活和看问题的方式已不再起作用，而真正新的一切还没有被发现和尝试。而存在主义对于历史发展的重大贡献就在于它粉碎了关于思想、生活和认识的旧方式。 因此，存在主义也是哲学发展内部的一个建设性的批判的思想运动或潮流。它对位于现代哲学核心的地位的那些哲学学说和假定进行了一场持久而有力的毁灭性的批判。例如，它批判了认识论中的绝对主义、确定性、自明性、思想对自身的透明性、自我认识的特权，哲学认识的特权，精神和肉体、理性和感性、思想和行动、理论和实践的二元论，而且批判了那种以普遍的理性为名所提出的各种要求，以及一种系统的、总体的、最后的理解的可能性。它还向这样一些假设提出了挑战：存在像“真理”这种东西，而且知识不同于有用的信仰。因此，存在主义同样向现代认识论的信仰发起了挑战和攻击：批判现代认识论相信理性、真理、客观性和信仰本身。它对一系列问题提出了质疑：我们是否有能力区别经验偶然性和演绎必然性；对先验性的信念；哲学对统一性和总体性的迷恋；哲学寻求牢固的基础和以自身为根据的命题。早在后现代思想家德里达、莱塔德、罗蒂之前很久，尼采和克尔凯郭尔就已经对相对主义的差别作了有力的辩护，而且嘲笑了哲学试图创作无叙述学的野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