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5月7日至10日，胡塞尔（E·Husserl 1859—1938）应维也纳文化协会之邀，作了题为《哲学与欧洲人的危机》的学术演讲，表达了他作为一代哲人对当时风雨飘摇的欧洲的总的看法。这次演讲又被称为“维也纳演讲”。人们常常把胡塞尔看成是一个具有浓厚经院气息的哲学家，然而实际上在他内心深处却涌动着对现实世界最为深切的关注，“维也纳演讲”只是一个证明。本文不能仅仅被看成是对此演讲主题的诠释，更重要的，也理所当然地被看成是对胡塞尔整个现象学主题的诠释。 一、对精神科学艰难处境的哲学反思 胡塞尔所处的时代，整个欧洲危机四伏。30年代，谈论危机几乎成了欧洲人的一种时尚，甚至许多著名学者专门以研究危机为自己的职责。胡塞尔也象他的许多同时代人一样，对欧洲的危机非常关注，但是与他的许许多多同时代的人比较起来，他对整个欧洲危机的根源有着更加深刻而独到的把握。胡塞尔不是泛泛地谈论危机，恰恰相反，他是通过深入到欧洲精神的内部来展示危机的来龙去脉的。 在近代欧洲，一个相当显豁的现象是，自然科学（natural sciences）一直占据着人们生活漩涡的中心，而精神科学（humanistic sciences）则不幸地一直处于边缘地带。因此，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一方面是自然科学的飞速发展以及它对世界的成功解释，另一方面是精神科学在对生活的解释中屡遭失败，它无法给生活提供一个象自然科学那样对世界的精确而严格的说明。 在胡塞尔看来，自然科学的飞速发展是有其内在依据的，它可以追溯到自然与精神割裂的二元论哲学以及由此而来的对自然科学对象的精密确定。虽然二元论在哲学上是笛卡尔的贡献，但是实际上在伽利略那里就已经埋下了种子。胡塞尔指出：“伽利略在从几何的观点和从感性可见的和可数学化的东西的观点出发考虑世界的时候，抽象掉了作为过着人的生活的人的主体，抽象掉了一切精神的东西，一切在人的实践中物所附有的文化特性。这种抽象的结果使事物成为纯粹的物体，这些物体被当作具体的实在的对象，它们的总体被认为就是世界，它们成为研究的题材。”[①]在这种思维背景下，一种完全不同于古代希腊哲学中自然观念的一种新的观念出现了，这就是“客观世界”（objective world），它被解释为与人隔绝了的、在实在方面和理论方面都是自我封闭、自我系统的物体世界，它在近代科学哲学中获得了完全独立的地位，从而成为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人们可以对它进行数学的精确描述。 精神科学也能象自然科学那样发展成为精密科学吗？首先，它有象自然科学那样明确的自我封闭、自成体系的对象吗？根据笛卡尔的哲学二元论，抽象掉精神可组织成自成系统的所谓“客观世界”，那么反过来，抽象掉自然是否可以形成独立完整的精神从而成为精神科学的对象呢？胡塞尔指出，精神科学的主题当然是人的精神，“在精神科学中，理论兴趣独一无二地指向由各个个人（persons）组成的人类，指向他们的个人生活和活动，相关地，也指向这些活动的最终成果。作为一个个人活着就是生活在社会的框架之中，在其中，我和我们都一同生活在一个共同体之中，这个共同体作为一个视界（horizon）为我们所拥有。现在，共同体组织成或简单或复杂的各种不同复杂形式，例如象家庭、民族、国际共同体。在此，‘生活’一词不可取生理学上的创造性——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说，它在历史之中创造文化。”[②]因此，精神绝对不可能象自然那样被抽象成一个孤立自足的体系，毋宁说，精神乃是开放的，生动活泼之流，精神与自然相比是更为本源的创造。 然而很久以来，自然科学具有神圣不可冒犯的尊严，它的精密性、准确性、可控制性一直是精神科学梦寐以求的榜样和范式，因此，精神科学只有作为自然科学才是可能的，这似乎是一个不言自明的真理，具有不可质疑的绝对性，从而成为人人必须遵循的准则以及评价标准。这样一来，精神科学的实践者们在胡塞尔看来完全受着客观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宰制，于是他们“完全忽略了提出有关普遍而纯粹的精神科学的问题，也忽略了寻求关于作为精神之为精神的本质的理论，而这一理论在其有自己的要素与法则的精神序列中寻求无条件的普遍的东西。”[③]胡塞尔深刻指出：“只要以对周围世界的自然主义的关注焦点为基础的客观主义的素朴性还没有被认清，只要人们还没有彻底认识到世界的二元论的解释——即把自然与精神视为同等意义上的实在（Realitiiten）——的谬误，那么就不会有真正的进展。我的严格看法是：关于精神，从来没有，也将永远不会有一种客观的科学，关于灵魂也不会有一种客观的理论——‘客观的’其意思是：它许可我们将空间—时间性形式的实存归于灵魂或者人的共同体。”[④] 因此，要求精神科学象自然科学那样去获得自身的客观性是相当荒谬的，为了保证精神科学不再成为客观主义和自然主义的牺牲品，使精神科学是其所是，就必须重新严肃认真地审视精神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内在关联。无可否认，自然科学自近代以来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它向所有学科（自然包括精神科学）的强劲辐射乃是一个“历史事件”，但是它能从自身获得自我理解吗？也就是说，关于自然科学本身有一种“自然科学”吗？在这一追问之下，自然科学的高傲不可一世为荒谬性所取代。胡塞尔指出：“自然科学（同所有科学一样）是精神活动的一种称呼，是与其他人合作的自然科学家们的精神活动的一种称呼，这些活动本身同所有精神事件一样，都属于应该由精神科学来解释的领域。”[⑤]胡塞尔进一步指出：“真实的自然在其贴切的科学意义上是研究着自然的心灵的产物，所以关于自然的科学以关于精神的科学为前提。”[⑥]这样一来，近代以来流行的关于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的关系被彻底颠倒过来了，不是精神科学只有作为自然科学才是可能的，恰恰相反，自然科学只有作为精神科学才是可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