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伊壁鸠鲁说起 以洛克和卢梭为经典阐释者的“社会契约论”，曾是近代西方人文启蒙的津要所在。但正像一切边缘清晰而缴向可寻的事物或理趣那样，当烘托过它的时代氛围渐次淡去后，它所遭遇到的批判正同它曾获得过的成功一样引人瞩目。在卢梭谢世差不多四十年后，黑格尔就已经诋诃“（社会）契约乃是以单个人的任性、意见和随心表达的同意为其基础的”了（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55页），此后，深恶黑格尔哲学的罗素则以另一种苛责的口吻说：“社会契约按这里所要求的意义讲，总是一种架空悬想的东西”，尽管他也承认“社会契约说当作一个法律拟制，给政治找根据，也有几分道理。”（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166页） 黑格尔和罗素出自完全相反的——思辨的和逻辑实证的——视角对“社会契约论”的责难，为后来更多的批评这一学说的人作了可能性足够大的误读或曲解的导向。而且，显然，这类对契约论的有欠允当的评说迄今依然流行于中国的学界。 其实，倘不局守于认识论或发生学的眼界，“社会契约论”的并非只是附丽于某一特定时代的价值意味是不难抉发的。它似乎示人以一种非历史的姿态，但未可否认的事实是，它所涵蕴的人文价值却毫不含糊地融进了近三百年来的西方历史；它似乎从未脱出过诗意的浪漫，但它的庄重得多的申说者拓辟给人们的精神世界，却始终充满了肃穆的悲剧感。这里深藏了人类的永恒话题，它的远源或当追寻到苏格拉底之后的古希腊，而至少，伊壁鸠鲁已经把“契约论”的价值秘密借着他的诡谲的原子论多少透露给了人们。 伊壁鸠鲁是德谟克利特之后的又一位原子论者，但一如他所执著倡说的原子“偏离”直线运动，他的全部学说典型不过地代表了苏格拉底之后的古希腊哲学家们，对以德谟克利特哲学告终的那个时代的“偏离”，无论从普卢塔克到莱布尼茨的诸多哲学家们如何无视乃至贬抑伊壁鸠鲁学说的原创性，都未能掩住这样一个事实：这位被一再委屈的原子论者，毕竟以一种决绝的方式宣告了他对前苏格拉底时期哲学的“命运”主题的冲击。他在《致美诺寇的信》中写道：“就是听从那些关于神灵的神话，也比作自然哲学家们所主张的命运的奴隶好得多，因为神话还给我们指出一点希望，可以借崇拜神灵而缓和神灵的震怒，至于命运则对于我们显得是一种不可挽回的必然。”（北京大学哲学系编：《古希腊罗马哲学》，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369页）这是一份从“必然”的“命运”中挣扎出“自由”来的人文宣言，是他对他的原子学说同德谟克利特的原子学说全然异致的痛切声明。 德谟克利特的一味处在旋涡运动中的原子，就其以必然性喻示一种命运而言，与泰勒斯以之为万物始基的“水”、赫拉克利特以之为万物始基的“火”、毕达哥拉斯以之为万物所由生发的“数”，并没有根底处的不同。对伊壁鸠鲁不无敌意的普卢塔克，对德谟克利特的一个评断可谓探底之语，他说：“在巴门尼德和德谟克利特看来，一切均由必然性而产生，这必然性就是命运、法律、天命和世界的创造者。”（普卢塔克：《论诸哲学家的见解》第1卷，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253页）但原子在伊壁鸠鲁那里是另一种情形。它与其说是有异于前此的“自然哲学”的又一类自然哲学的支点，不如说是带着最初的启蒙朝气的人文哲学的凭借。这不再被命运的漩涡注定的原子，因其是物质微粒而有“质料”规定以作直线下落运动，又因其有着坚实、独立、不可再分的“形式”规定而使自己作不致扬弃在直线的命定中的“偏斜”运动。原子只是在直线不落和“偏斜”运动中才相互遇合而相互排斥，于是又有了第三种运动：“碰撞”。直线下落意味着“质料”使之然的“必然”，“偏斜”运动意味着“形式”使之然的“自由”，“碰撞”则意味着“质料”与“形式”——亚里士多德所谓事物构成所必不可少的质料因和形式因——的结合。这原子的相互遇合而相互排斥的“碰撞”，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直观化即是：“社会契约”。在伊壁鸠鲁的《格言集》中，我们可以读到这样的文字：“自然法是一种求得互不伤害和都不受害的[对双方]有利的契约”；“公正不是某个自身存在的东西，而是存在于人们的互相交往中，它是一种契约，是每一次在一些国家内为了不损害他人和不受他人损害而制定的契约。”（伊壁鸠鲁：《格言集》，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34、267页；参看《古希腊罗马哲学》，第347页）为此，马克思断言：“国家起源于人们相互间的契约，起源于contrat social （συυζ’ηχη）[社会契约]，这一观点就是伊壁鸠鲁最先提出来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47页） 伊壁鸠鲁的原子学说或可说是“自然—人文”的，他以原子解释“自然”的閟机，同时即是在为人的“人文”创造寻找价值的根荄。“社会契约”出自一种“自然法”，因而“公正”（“正义”）的也是“自然”的，这是他的原子论的一个理所必致的结论。伊壁鸠鲁并不一般地否定神灵，但在他看来，“神是一个不朽和幸福的实体”（《致美诺寇的信》，见《古希腊罗马哲学》，第365页），它只以其美丽、威严和完善作着人所崇敬的楷模，却并不干预人间功利，也不理睬希求满足私欲的人们的任何期待。他不愿从神灵那里引出国家或社会政治生活的起源，但“社会契约”所祈求的“公正”或“正义”价值对于他说来，单是因着其出自原子碰撞之自然便有了不可致诘的自明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