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特南（Hilary Putnam）是当代美国以“内在实在论”而著称的哲学家。在真理观的问题上，他批判了约定主义，认为真理中有约定的成分，但约定并不是主观任意的；他批判了实证主义，主张真理是解释和辩明，以效用为基础；他对形式主义的真理观进行了批判，反对用命题的句法结构说明命题的意义。普特南认为，真理是理想化的辩明；真理具有相对稳定性和可修正性；真理中渗透着人的价值观和实用因素。在普特南的真理观中，康德的经验论及实用主义的影响是很明显的。 一、约定与真理 在对实证主义的批判中，普特南和奎因（W.V.Quine）在怎么对待分析命题的问题上有不同的观点。 奎因指出：“现代经验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两个教条的基础上的。一是这样一种信仰，即在分析真理，或者说是意义与事实无关的真理与综合真理，或者说是建立在事实基础上的真理之间有某些根本的区别。另一个教条是还原主义：每一个有意义的句子是指称直接经验的术语的某种逻辑构造。这两个教条我认为都是不对的。”[①] 奎因分析了两个基本命题：没有未婚男士是结婚的；没有单身汉是结婚的。他认为第一个命题是逻辑真理，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第二个命题涉及到对同义词的定义，就涉及到经验，因而不是分析命题。 普特南对奎因的第二个命题以及与其相类似的命题的看法是这样的：“这些命题揭示的是不同程度的某些约定和不同程度的系统含义。在‘所有的单身汉是未婚的’这一实例中，我们有最高程度的语言约定和最低程度的系统含义。”[②]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这类命题是分析命题。 为什么要讨论分析命题？普特南说：“我认为，评价不同的逻辑真理的特性，评价自然科学中物理必要真理的多种特性，和在此刻我归结在一起的构架原则——对这些不同种类的陈述的性质进行归类，是一个哲学家能做的最重要的工作。”[③]按照普特南的思想，承认分析命题，不是单纯地作语言分析，而是要用语言工具阐释科学发展中的问题。 在科学史上，动能的定义在爱因斯坦前后有不同的表达式。这是由于爱因斯坦对所有的物理规律都引进了洛伦兹不变关系式。对科学概念发生意义改变的普遍情况，而不仅仅是对动能这一特例，应该作出何种解释？ 奎因深信，宣布任何免于修正的陈述无疑都会阻碍科学事业的进步；而一切陈述在原则上的可修正性说明了没有分析命题，只有综合命题。 普特南指出，事实上奎因也并不否认有些人会坚持某些免于修正的陈述，而奎因只是反对在科学中这样做。因此，实质问题是：为什么在科学中有分析／综合的区别？普特南在这个问题上做了解释效用的回答：“首先，为什么我们有分析命题（或者是严格的同义词）？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的本质在于：为什么不这样呢？它并没有什么害处。”[④] 普特南认为，承认分析命题或承认严格的同义词有以下好处：简洁性和解释。在语言的意义上，承认分析命题就是某些陈述在一种语言中免于修正，这种语言的语法免于修正，因而这种语言的用法作为一个整体在某种程度上是固定的。 普特南的分析命题的最主要特征是：（1）它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综合命题，不能被孤立的实验所推翻，也不能通过简单枚举的归纳所确证；（2）主词概念不是多义概念，因而陈述很少有系统意旨。 分析命题的本质是什么？普特南是这样说明的：“我们看来确实有这样的分析命题：它们在实践意义上不可证实，在实践意义上不能被推翻。如果一个人没有认识到这个事实的含义，即在任何理性的生活方式中必然有某些武断的因素，那么，上述说法对他说是一个谜。分析命题是‘由于语法的规律而真’；分析命题是‘由于阐释而真’；分析命题是‘由于隐含的约定而真。”[⑤]这种约定而真，在普特南看来，就是可以理性接受、理性相信的真实。 应该看到，从一切陈述都有经验因素这个意义上讲，普特南是赞同奎因对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的区分的。两个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集中在对约定意义的不同看法上。普特南认为，约定程度比较高，约定意义比较稳定的命题就是分析命题；而按照奎因的分析命题标准——不可修正性来看，任何经验约定的命题都不可能是分析命题。 但是，普特南并不赞成约定主义。他明确指出：“有建立在逻辑和语言基础上的分析真理。但是分析真理并不是不可修正的。它们是不可修正的，除非我们修正逻辑或语言，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⑥]普特南认为，量子力学中的一些基本问题，既有约定因素，又不能归结为约定主义。例如，波粒二象性是与概念逻辑的矛盾律相背离的；测不准原理则与命题逻辑的结合律不相吻合。 普特南对约定的态度，还表现在他对奎因正确翻译的不可能性这种观点的批判之中。 奎因的论题背景是这样的：一个语言学家想把一门外族语言翻译成自己的母语。这两种语言不是同源的，而这两个语言团体又有一个最低程度的共享文化基础。这门外族语言是一种原始语言，或被称为“森林语言”，它被这位语言学家首次翻译，这个语言学家没有这种翻译的参照标准。在此背景下，普特南指出：“一个翻译手册被奎因称为分析假说。在这样的背景下构造一个翻译手册就是从事奎因称作的极端翻译的行当。”[⑦] 奎因认为，语言学家面临着选择翻译手册的问题。如果令f[，1]和f[，2]为两个竞争的分析假说，那么，或者f[，1]被选择，或者f[，2]被选择。在奎因看来，正确翻译的概念就只能是相对于f[，1]，或者相对于f[，2]而言。普特南指出，奎因的思想是“分析假说的选择是一个约定的问题”[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