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主要从维科）以来直到黑格尔为止的历史哲学，一直纠缠于下述“根本难题”：人们有意识地抱有各自特殊的目的，何以会不自觉地产生一个较广大的、普遍的、反过来作用并支配个人特殊目的的“目的”或结果？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确实可以说，人类历史无非是追求特殊利益和个别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这些生动的、活跃的、能动的个体，是凭着自己的激情，带着自己的个人意志和性格而活动的。考虑到个人的意志自由和他们行为的偶然多样性，我们也可以在一般意义上将人类历史同偶然多样性相联系，而把人类历史看作无非是偶然的、充满自由冲动的领域。因此，当近代以来历史哲学试图从整体上把握人类历史，试图揭示人类历史的规律性和整体上的合目的性的时候，它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人类历史是否存在着“自由”的规律？个人自由自觉的活动同历史必然性、规律性的关系究竟如何？ （一） 从史学思想的历史进展来看，历史哲学“根本难题”的提出，有一个漫长的酝酿过程，因为这个难题所包含的两个关键要素——个人的自由活动与历史（作为整体）的必然性和规律性——之间的关系，虽然一直未被近代以前的史学家们明确突出和对立起来考虑，但毕竟以这样那样的方式被他们触及到了。 众所知道，早在公元前五世纪左右，希罗多德与修昔底德就已经将他们亲身经历的（或者根据别人叙述的）事变、行动、情况记载下来，这样，在开创“历史学”这门学科和提供材料丰富生动的史学著作的同时，他们一开始就将“历史”同个别人的生动的活动相联系。 当然，这类专门记载个别人的行动和事变的“历史”，具有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它未能将人类历史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来认真思考和理解，甚至尚未形成“普世”或“世界通史”等观念。就历史记载的范围而言，希罗多德等人的局限性，在“希腊化”时期（公元前二世纪左右）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克服：由于亚历山大帝国的形成，一个统一的希腊世界的历史（“普世”）观念形成了，而随着历史叙述范围的不断扩展，又需要对先前历史学家所遗留的材料进行整理、加工和编纂。到了罗马时期，“历史”的范围进一步扩展到整个罗马世界，这样，就出现了李维的“罗马通史”。 “历史”叙述范围的扩展和“普世”观念的形成，为基督教——中世纪历史编纂学从整体上把握和理解人类历史提供了条件。众所周知，自公元四——五世纪以来，整个欧洲有关人类历史的观念，受到基督教思想强有力的、决定性的影响。基督教——中世纪历史编纂学虽然具有明显的神学色彩，但它却以特殊的方式试图从整体上把握人类历史的合目的性、规律性和必然性：首先，它将人类历史作为普遍的、源出于上帝的“世界历史”来描绘，不仅追溯人类的起源，而且还通过信仰和启示而达到对未来历史结局的展望（“末世学”）。其次，它把种种历史事件和历史运动不是归之于人的智慧，而是归之于预先确定了历史过程的“神意”的作用。历史被说成是合目的的、合理的和有规律的，但这些目的和规律充其量也就是上帝的“计划”和“目的”，则个人的各种主观兴趣和目的，以及为实现这类目的而进行的各种激情活动，而被说成是上帝借以实现自己计划的“工具”和“手段”。再者，它还企图从历史过程中找出某种可以理解的模式：基督的诞生、受难与复活，因而最终将历史理解成上帝的精神人格史。撇开中世纪神学史观的荒诞离奇和神秘色彩不论，它确实为近代历史哲学从哲学上把握历史整体的合理性和规律性，提供了一个潜在的起点和可供利用的“形式”。 但是，由于这种神学史观毕竟不是对历史的合理根据和规律性的一种自觉的、哲学的认识，而更多地带有信仰和启示的性质；由于它对上帝的超验的权威、意志、目的的过分关注，人类自身的一切创造性和能动性也就相应被忽略了。同时，人的激情和生命冲动也都被置于卑微地位，而这又意味着：中世纪神学史观通过压抑人性的扭曲方式而突出了上帝的绝对必然的意志同人的自由、生命、激情的对立。于是，将历史理解成人类凭激情而创造的、充满“诗性”的历史，并且将上帝从历史领域驱逐出去，就成了近代历史哲学的首要任务。 （二） 通过突出上帝的绝对意志对人类和人类历史的绝对支配权，中世纪的神学史观实际上已经含蓄地触及到了历史哲学的“根本难题”，即人的自由活动同历史的普遍必然性和规律性的关系问题。但是，由于中世纪的神学史观对历史必然性和规律性的说明，是与它对个人自由活动及生命激情的压抑连在一起的，因此，它也就势必遭到近代人文主义运动的强烈反叛。 在文艺复兴时期，历史学家即回到一种基于古希腊人看法之上的人文主义历史观上面来了：史学思想力图将人置于历史画面的中心，而且，由于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所理解的人，主要地是一种具有冲动和激情的生物，于是，历史学家就有可能将历史解释成具有激情和创造性的人的活动的历史。当然，由于文艺复兴时期历史学家和哲学家思想的重心，主要地放在反宗教神学方面，它也就不可能在攻击神学史观之后，立即着手对人的激情活动的历史作整体的、哲学的把握。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维科（G.vico 1668-1774）——我们将他视为近代历史哲学的真正“始祖”——从一开始就处于下述不可避免的“二难处境”：一方面，他要继承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主义传统，将眼光从天上（上帝）回到人间，肯定历史是人类自己的作品；另一方面，他又要放弃神学史观而着手从整体上把握人类历史的合理性、合目的性和规律性。这就是说，他既要肯定历史是人类自己的作品和反对神学史观，但又不能因此而否定历史的必然性和规律性，将历史划进偶然任性的“不可知的王国”。 可以说，维科的《关于民族共同性的新科学原理》（1725年）就承担着上述双重任务。在“真理与事实相互转化”的原理中，他终于找到了能够完成这双重任务的根本方法论原则：认知者本人能够创造出来的东西，也就是认知者可以认识和理解的东西，人类历史是人类自己创造的，因而也可以为人所认识和理解。维科认为，历史学家不仅可以记载个别的历史事件，而且可以对历史整体产生如同数学知识一样真实可靠的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