逼真性观念在西方有着悠久的历史，它一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最初出现于斯多葛派和怀疑论关于信念（Pistin），即柏拉图称之为doxa而后来的拉丁语著作称之为opinion的那种可错的和摇摆不定的态度的讨论中。到了近代，特别是在19世纪后半叶，这一概念在皮尔士、恩格斯、列宁和布拉德雷的著作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而关于逼真性的现代讨论始于本世纪60年代。限于篇幅，本文仅将60年代以来对逼真性的讨论作一概述。 奎因在其名著《词语与对象》中，反对皮尔士将真理定义为探究的极限。他说：“在说到理论的极限时有一个数字类比的错误用法，因为极限概念依赖于‘接近于’的概念，而后者只能用于定义数而不能用于定义理论”。波普尔提交给1960年在斯坦福召开的逻辑、方法论和科学哲学国际会议的论文中，通过定义理论的一个相对的逼真性概念捍卫了相反的观点。在他后来的《猜想与反驳》中，进一步提出了一个定量化的逼真性理论。 在库·尼古拉与波普尔的五百年间，没有人曾认真地尝试过对逼真性下一个精确的数学的或逻辑的定义（莱欣巴哈是一个例外）。可以说，波普尔在哲学史上首次作出了这种尝试。在哲学上，波普尔既是一个证伪主义者，同时又是一个坚定的批判理性主义者。他欣喜地发现，逼真性的观念可以将这两种表面上水火不容的哲学立场很好地协调起来。他敏锐地认识到，那些认为说“接近于真理”是无意义的人所提出来的反对意见与其说是建立在论证的基础上，还不如说是建立在偏见的基础上。因此，他一意孤行地要在塔斯基真理论的基础上复兴逼真性的古老观念，并试图将历史上这种朴素的、直观的思想系统化和理论化。正是这一点决定了波普尔在逼真论中的先驱地位。 波普尔与康德一样认为，真理是科学的一个“调节原则”，不存在认识真理的普遍标准，但“存在接近于真理的进步标准”。然而“我们所要求的不仅仅是真理；我们寻求的是有趣的真理“或内容丰富的真理。因此，“逼真可以这样来定义，最大限度的逼真性只有通过一个不单单是真的而且还是完全真全面真的理论才能达到，如果它似乎符合于所有事实，当然只是指真实事实的话”。波普尔特别强调这种更近似于真理的观念不应该与概率的观念相混淆：“逻辑概率体现了通过减少信息内容而逐渐趋于逻辑确定性或重言式真理的观念。另一方面，逼真性则体现了趋于全面真理的观念。因此它把真理和内容结合起来，而概率则把真理与缺乏内容结合起来”。此外，逼真性象真理和内容一样。是一个语义学概念而不是一个认识论的或认识的观念，它仍然应该可以应用于“最近似的理论”——我们实际上知道不可能是真的那些理论——之间的比较。 在这些认识的基础上，波普尔建立起了他的定量的逼真论。他将一陈述a的真的逻辑结果类称为a的“真内容”，把a的假结果的类称为a的“假内容”。他假定a的内容和真内容原则上可以量度，那么就可以把逼真性的量度（逼真度）定义为：V[,S]（a）＝CtT（a）－CtT（a）其中，CtT（a）是a的真内容的量度，CtT（a）是a的假内容的量度。 波普尔的定义在60年代并未引起太多的讨论。波普尔阵营外面的许多哲学家认为，逼真性问题是不恰当的。他们仅仅把它看作是批判理性主义者的一个特有的问题，只有当一个人完全接受波普尔对归纳法的可疑的批判时，逼真性问题才成为一个有趣的问题。在贝叶斯的归纳理论范围内正在出现的新的研究方法——欣梯卡（Jaakko Hintikka）的判断的归纳逻辑和莱维（I·Levi）的认知决策理论——似乎不用注意卡尔爵士的逼真性定义也可以将他的方法论的某些（但不是全部）重要因素合并入他们的理论框架内。这更加强了人们对逼真性不屑一顾的情绪。 这种状况到70年代初期得到了根本的改变。解决逼真性的逻辑问题的新的刺激来自于米勒（David Miller）和蒂奇（Pavel Tichy）于1973年通过证明波普尔的比较的逼真性概念不能用于两个假理论之间的比较而反驳了它的新闻。这个否定的结果支持了一种怀疑的态度：也许并不存在逼真性问题的任何解决方法。米勒作了这样一个讽刺的评论：“看来只有当逼真性被认为向证伪主义提出了一个主要的困难的时候才被看作证伪主义具有任何重要性”。许伯纳（H.Hǜbner）认为逼真性的观念是“荒谬的”、“自相矛盾的”；施梯格谬勒（W.Stegmüller）则将逼真性看作是一种目的论的形而上学；而费耶阿本德将逼真性和内容的增加看作是唯理智论的怪物。 批判理性主义者及盟友以各种方式对这种非难作出了回答。米勒和蒂奇自己将他们的结果看作是对提出一个新的逼真性的形式理论的一个挑战，波普尔本人指出：“他在以适当方式定义逼真性中的失败并不证明这个问题是不可解决的”。在《客观知识》修订版的附录中，波普尔宣称：“我对逼真性是乐观的”。 也有相当多的人采取中间立场。安德逊（G.Andersson）承认定义逼真性任务的重要性，但同时他又论证说：一个“形式定义”的存在不应该阻止我们以一种直觉的方式使用这个概念。类似地，凯尔特奇（N.Koertge）主张，米勒、蒂奇的“批判并未减弱逼真性的直觉观念的说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