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西方科学主义的科学观和人本主义的文化观两者对立的后果是导致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断裂。尔后，随着后实证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崛起，一种标志新的文化整合运动的人文主义思潮逐渐掀起，并且势头十分强劲。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股思潮带有明显的文化相对主义和非科学主义的倾向。本文在评析后实证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有关观点的基础上认为：（1）无论用科学规范人文文化，还是用人文文化消解科学，都不利于人类文化的普遍繁荣和全面发展；（2）两种文化的汇合更重要的是文化精神上的汇合，它们应当汇合于一种共同的精神，即以追求真善美等崇高的价值理想为核心，以人自身的全面发展为终极目的的人文精神。 1 以库恩、费耶阿本德为代表的后实证主义者对科学价值论和方法论的探讨，大大模糊了科学与人文文化的界线。 库恩着重从价值论的角度，论述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并不存在根本性的区别。关于这个问题，他曾经与泰勒展开过一场争论。泰勒认为，自然科学是对事实的认识，它的研究对象是客观事物，而客观事物是价值中立的，例如天空，无论对于日本人还是对于欧洲人来说，没有什么差别，因而自然科学是独立于文化的，是非诠释学的；而人文科学则不然，它是对价值的认识，它的研究对象是“想要”的事物。为了理解人的行动，重新发现行为的意义，就需要解释学的诠释，因而人文科学是有赖于文化的，具有诠释学的特征。库恩反对这种观点。他认为，自然现象的研究也与文化相关。这虽然不能拿日本的天空与美国的天空相比，但却可以拿我们的天空与古希腊人的天空相比。由于范式不同，有如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因而古希腊人的天空概念与我们的天空概念是不同的，而且是不可通约的。所以，在库恩看来，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一样，同样依赖于文化，同样需要解释学的诠释，因而在两者之间并不存在根本性的区别。（参见[23]） 当然，库恩强调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并不存在截然分明的界线，应当说是有道理的。然而，问题在于若是按照库恩的理论，可以推断，不但在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不存在根本性的区别，而且在自然科学与艺术等人文文化之间也不存在根本性的区别，因为事实上库恩的范式及其变化理论更适合于论证人文文化，例如各种艺术流派的形成、冲突和变迁。库恩自己也承认，他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在讨论到科学中的创造性革新的发展模式或性质时，书中论述了这样一些论题，如竞争中的各学派以及不可比的各种传统的作用，变化中的价值标准以及改变后的感觉模式的作用。象这样一些论题对于艺术史学家早已成为基本因素，但是在科学史著作中却极少提到”。[1]于是，库恩不得不同意以下这个连他本人也感到“不易被接受的”结论：“我们越细心地力图区别艺术家和科学家，我们这样做就碰到越多的困难”。[2] 概括地讲，库恩的范式理论或价值论至少有两个方面的严重缺陷：一是夸大了科学的价值性，否定了科学的客观性和真理性。的确，科学作为一项社会的、历史的活动，它不可能脱离人类社会的文化背景，不可避免地受到特定时代的价值观的影响和作用，但不能因此否定科学的客观性和真理性。离开了客观性和真理性，科学理论自然就会类似于“艺术风格”，范式转换将会变成“宗教皈依”。二是缺乏对价值因素及其作用的具体分析。库恩之所以难以将科学与艺术加以区别，这与他笼统地谈论价值及其作用有关。其实，科学与艺术所蕴含的价值是有明显区别的：前者主要是认知价值，后者则主要是审美价值；前者受意识形态和个人因素的影响较小，后者则受意识形态和个人因素的影响较大。而且，价值对于科学和艺术两者的作用也是不同的：例如，对于科学来说，尽管古希腊人和现代人的天空概念有所不同，可是科学家的根本目的还是在于探索真实的天空；而对于艺术来说则不然，尽管人们面临的是同一个天空，而艺术家却要刻意去描绘那种具有独特审美价值或艺术风格的“天空”。由此可见，不能将科学所蕴含的价值及其作用同艺术所蕴含的价值及其作用相提并论，更不能将科学及其变化模式同艺术及其变化模式混为一谈。 除了进一步强调价值（“背景理论”）对科学的决定性作用以外，费耶阿本德则更是从方法论的角度论述科学与非科学文化的一致性。首先，费耶阿本德对科学方法论研究的结果是：“没有‘科学的方法’；没有任何单一的程序或单一的一组规则能够构成一切研究的基础并保证它是‘科学的’、可靠的。”[3]“一切方法论都有其局限性，唯一幸存的‘法则’是‘怎么都行’。”[4]其次，他用多元主义的方法论或无政府主义的认识论来反对传统的方法论。他批判传统方法论所预设的“自主性原则”和“一致性条件”，认为“没有一个理论会同其领域中的全部事实都相符，但该受诘难的并非总是理论。事实是由旧的意识形态构成的，所以事实和理论间的冲突可能是进步的征兆”；[5]“一致性条件要求新假说符合于公认的理论，这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它保留的是旧的理论，而不是较好的理论”。[6]于是，费耶阿本德提出了他的与传统方法论完全相反的“反规则”：“我们可以运用同得到充分确证的理论以及（或者）充分确凿的实验结果相矛盾的假说。我们可以通过反归纳地行事来推进科学”。[7]再次，他强调可以使用一切观念和一切方法，包括理性主义者最瞧不起的观念和方法。在费耶阿本德看来，“我们需要一个梦幻世界，以便发现我们以为我们居住在其中的真实世界的特点（而这个世界实际上也许只是又一个梦幻世界），”[8]因为“没有‘混沌’，就没有知识。不频频弃置理性，就不会进步。今天构成科学之真正基础的思想所以存在，仅仅因为存在着偏见、奇想、激情之类东西；因为这些东西反对理性；还因为它们被允许为所欲为”。[9]可见，费耶阿本德要比库恩走得更远，库恩毕竟还认为“科学与艺术是很不同的专业”，而费耶阿本德却从方法论角度论证了科学与艺术，甚至与宗教、神话的“同一性”，强调在科学中应当保留“艺术创造的自由”，可以利用宗教、神话去揭露科学中所预设的宇宙观和意识形态成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