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的西方人正在并且还将继续经受工业文明带给他们的二律背反：科技成果辉煌、物质丰足繁荣，同时却精神贫困、价值失范；伴随着经济飞速发展的，是理念的跌落、人性的倒错，以及人与自己、与他人、与自然界的多重疏离。西方人正以一种十分复杂的心情注视着这一切。在赞美与焦虑、自豪与痛心相互交织的心态中，他们反躬自问：难道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现实与理想真是人类历史发展道路上的二难选择？当人们翻阅西方思想史时，这才发现早在工业文明的前期，这个二律背反就已经为那一代最杰出的思想家们所注意到，他们当时就发出了警告：若任其发展，人类必将为此付出代价。为此，他们提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在这些思想家中，卢梭和康德是最突出的两位。他们两人都以思想敏锐、见解睿智、分析深刻著称。在他们之间，既有明显的思想联系，又有明显的思想分歧。考察他们的价值哲学的异同，不仅有助于了解今日西方社会中的异化现象，而且对于防止、克服我们社会中已经出现或可能出现的不良现象，也不无启发意义。 一 让·雅克·卢梭是发现文明进步负值效应的第一个哲学家。他曾痛心疾首地提出，西方文明的每一个进步，从物质方面来说，无疑是超越野蛮的积极步骤。然而从精神方面来说，却是回归野蛮的消极步骤。他说：“文明是道德的沦丧，理性是感情的压抑，进步是人与自然的背离，历史的正线上升，必伴有负线的倒退、负线的堕落……。”[①]在卢梭看来，所谓的“自然状态”是人类的黄金时代。在自然状态下，人人都是自由、独立和平等的，他们在橡树下饱食，在原始的小河里饮水，在供给其食物的树下睡觉。人们除了因年龄、健康和体力等差异所造成的生理不平等外，没有任何财产上的政治上的不平等。没有“我的”、“你的”观念，没有天生的奴隶和主人，没有服从和被服从、奴役和被奴役的不合理现象，没有一部分人享有损害他人的特权。可是，当人类跨入文明社会之后，原始的安乐、自由和幸福便再也一去不复返了。平等消失了，私有制出现了，劳动成了被迫的，奴役和贫困一同滋长。 异化理论是卢梭对近现代哲学作出的最大贡献。在卢梭的话语中，处处都流露出对“间隔”的敏感，对“疏离”的忧虑，对“它者”的恐惧，对“对象”的拒绝。他说，随着人类日益文明化，每个人都开始注意别人，也愿意别人注意自己。于是，公众的重视有了价值。这就是走向不平等的第一步，同时也是指向邪恶的第一步。社会的人终日惶惶，只知道生活在他人的意见之中；自己实际上是一种样子，但为了本身的利益，不得不显出另一种样子。于是，“实际是”（to be）和“看来是”（to seem be）变成了迥然不同的两回事。卢梭的这种看法曾受到同时代的其他启蒙思想家极度的嘲讽、挖苦和谩骂。但是在历史越过了两个多世纪之后，我们终于发现卢梭之复古完全不是社会学意义上的，而是在托古改制；他与他以后的几乎所有社会批判理论家一样，继承了大陆哲学家的先验传统，因而他试图用逻辑的方法把人类的已然历史抽空净尽，以便寻找到一个逻辑的起点即第一原理，在此基础上建构起理想的应然世界。 根据恩斯特·卡西勒的说法，在整个18世纪，卢梭只有一个读者，那就是伊曼努尔·康德；唯有他一个人读懂了卢梭。康德曾这样称赞卢梭：牛顿发现了存在于一切宇宙现象中的法则，卢梭则发现了表现于人身上的种种人性。因此，康德本人对自然法则和天然人生给予了同样高度的关注，并尽情在这两个领域发挥和创造了一番，从而奠定了自己在西方哲学史上的无与伦比的地位。康德明确指出，虽然在人类纯粹认知的范围内，不可能把握自我、意志自由和灵魂不死等问题，因为它们缺乏足够的经验依据；但是这些问题却与人类的基本生活处境切切相关，与人们的价值理想紧密相联。卢梭对存在于现实生活中的种种苦难与罪恶的高度敏感和切肤般的焦虑，深深地感染了康德。所以，在整个社会充满着对人类未来无限憧憬与向往的乐观主义的18世纪末，唯有康德惦量出了卢梭痛彻肺腑的呐喊的份量。他清醒地认识到，仅靠知识、科学、工具理性和外在法制建不成理想的社会；他理解卢梭挽救价值理念和人文资源的良苦用心和艰难的努力。因而他主张在纯粹理性之外，还要有一个信仰的天地、伦理的乐园。 康德十分感慨地说过，是卢梭教他懂得了如何尊重普通人。卢梭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远甚于强调人的自由，他对社会下层怀有的那种真切的同情和尊敬，在哲学家中是少见的。在《爱弥儿》中，卢梭以真挚而热情的笔调劝导人们，要以仁爱之心待人，要珍视人的尊严，“人不要凌辱人”。只要是人，就不应有什么区别。追求自由、平等和幸福，这是每个人的“天然本性”和“自然权利”；互相同情、关心、爱护和帮助别人，则是每个人的道德义务。好些穷苦的人、受压迫的人，更需要我们的安慰和保护，“人类最多的等级就最值得我们尊敬”[②]。要把人当人看待，不要把人当作工具。卢梭的这些思想得到了康德进一步的引申和阐发。康德的道德法则的第一条就是：“不论做什么，总应该做到使你的意志能遵循的准则永远同时能够成为一条普遍的立法原则。”[③]这就是说，道德行为的准则不能只是依据个人的爱好，也不能仅仅为了求得个人的快乐和幸福，而应该使你的行为准则同时成为人人共同遵守的普遍的道德法则。康德举例说，看见别人穷苦，自己有能力去帮助却袖手旁观，这种行为之所以不道德，就是因为它与普遍法则相矛盾：人总是需要别人帮助的，如果不帮助别人成为人人遵循的普遍定律，也就不能指望得到别人帮助了。与之相联系，康德提出了他的第二条道德法则：“你需要这样行为，做到无论你自己或别的什么人，你始终把人当目的，总不能把他当工具”[④]。康德认为，人类理性向自身颁布道德法，因而就道德法不依附于任何外在的原因和条件而言，它本身就是目的；作为自律的理性主体——人也是目的，决不应成为他物的手段。物品都有价格，可以等价交换，而人只有人格和尊严，他不能因对谁有用而获取价格；人格和尊严超乎一切，不能用利害功用来计算和估价。康德关于“人是目的”的观点，不仅是对当时封建制度残余势力的斥责，而且是对未来工业社会可能发生的灾祸的预言。在今天西方发达工业社会，普遍存在着商品拜物教、金钱拜物教和技术拜物教使人沦为制度的奴隶，无时无刻不受广告宣传所驱、金钱所惑、物欲所累。在笔者看来，卢梭和康德这些观点是极具远见卓识的，它们甚至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也可以起到警醒的作用。可以断言，在相当长的时期里，经济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以及随之而来的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是中国占第一位的目标。但是，西方人已经为此付出沉重代价的这条路子已经让我们再清醒不过地看到，片面强调工具理性和倡导唯科学主义所带来的严重后果。生存环境的污染，自然资源的匮乏，战争甚至核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随着市场法则的不适当普及，人迅速地物化乃至金钱化，理念与信仰在不少地方已成为过时的陈词滥调而遭人耻笑。人类曾经创造了科学技术来为自己服务，科学也确实在相当范围内给人带来了福祉，然而时至今日，人类却正在成为或者将要成为工具理性和唯科学主义的牺牲品。这就是人类历史发展中所出现的一种可悲的异化。应当看到，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的中国的现实情况，是不容乐观的，上述的种种异化现象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有所表现。因此作为人文知识分子，既要对这种异化现象保持高度的敏感性和强烈的忧患意识，又要对纠正和医治异化抱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意识。这恐怕就是近几年人文学界对卢梭和康德的思想重新焕发出热情和研究兴趣的原因所在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