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本世纪中叶以来，后现代主义思潮逐渐波及到整个西方哲学的各个领域。特别是以解构、消解、分离和非中心化为特征的“后现代性”，具有反基础主义、本质主义和表征主义的实质，因此，它冲击了以认识论为核心的现代思想框架，为传统形式、观念和价值标准的可接受性带来了巨大的震荡性。不言而喻，这种效应也不可避免地波及到科学哲学领域。当“后现代性”渗入到科学实在论的研究中时，“后现代”科学实在论便孕育而生，并作为整个后现代哲学思潮的一个组成部分自然而然他打上了这一时代的烙印。 “后现代”科学实在论仅仅是“后现代性”在科学哲学研究领域中的某种时代的映射或影响，它具体地和内在地渗透于科学的理论、历史和社会的研究之中。在这个意义上，对后现代科学实在论的理解应当是多形态的、多层次的和多视角的。对后现代科学实在论的“后现代性”的理解过于狭窄，将会抹杀当代科学认识论发展的多样的趋向性及其真实的意义。在这里，后现代科学实在论的存在性，并不在于它是否具有某种确定的“组织形态”或贴有标签的“理论模式”；而在于它在当代科学实在论的发展中，它是否产生或具有着某种渗透着“后现代性”研究方法的转换、趋向的调整或认识论基点的重新定位。从本质上讲，后现代科学实在论是一种“无形的”思想倾向或方法论趋向，它的存在性恰恰在于这些倾向或趋向之中。所以，后现代科学实在论仅仅是一种科学哲学的研究“战略”，而不是任何固定不变的教条或模式；提出“后现代科学实在论”的概念，正是为了更准确地去把握当代科学实在论进步的某些时代的特征，而不是其它。 后现代科学实在论的发展是与科学哲学整体发展中的“解释学转向”和“修辞学转向”密切相关的。“解释学转向”促进了后现代科学实在论的孕育和生长，而“修辞转向”则推动了后现代科学实在论的显著发展。历史地讲。随着逻辑实证主义“统治”的衰退而开始的科学实在论的复兴运动，恰恰是与科学实在论由“现代性”向“后现代性”的转换在趋向上一致的。在这个意义上讲，后现代科学实在论的发展与这两个“转向”相关，已经历了两个自然而又必然的阶段。 后现代科学实在论的“后现代性”的两个最根本的特征，就是整体论的扩张和意义理论的深入。从这个视角看，整体论的扩张在后现代科学实在论中的表现在于：（1）强化科学解释学的实践性，把人类的行为、科学、文化或整个历史时期作为“大”本文来阅读，从而在一切科学理论的“小”本文的社会性意义上超越“语言转向”的狭隘性，使负载理论的语言与作为背景的社会更自然地融为一体，实现科学认识论的社会化或社会化的科学认识论。（2）引入修辞学的方法，把科学论述看作是符号化的劝导，而不是单纯的形式表征；看作是境遇论述，而不是纯粹的逻辑规则的推演；看作是与特定共同体相关的讲演论述，而不是简单个体经验的实现；看作是有理由的论述，而不是预设先验标准的理性的概念化；看作是创造性的发明论述，而不是证明或说明模式的唯一结构。（3）通过自然主义的途径去说明科学理论的规范的形式系统与经验的描述系统之间的动态相互作用，从而对理论语言进行物理主义的阐释；或者通过科学的进化去说明科学的“内在”与“外在”环境之间的关联，阐释理论、仪器、方法、价值、规范、道德、心理、社会建制等等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从而把科学看作是一种本质上的社会活动。 “意义理论”的深入在后现代科学实在论中的表现在于：（1）用“意义大于指称”的观念去消解传统实在论的指称论，认为意义决定了指称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意义是约束指称使用的一种功能，同时也指称定位的立体座标，从而坚持了“意义”的意义超越了直指的旧观念，实现了由“现代性”向“后现代性”的转换。（2）自觉地借鉴和引入语义分析的方法去消解传统实在论的形而上学断言，从语形、译义和语用的结合上去确定科学理论术语的语义空间和逻辑空间，去描述概念的语义网络，说明它的语义的一致性和意义的整体性。对后现代科学实在论来说，语义分析已由被迫的论战需求转化为容纳和满足各种实在论的立场、观点和可能趋向的方法论的保证形式。（3）在测量意义上去确立实在论的经验建构论，以消解传统实在论的本体论的还原论，认为测量结果的表征术语不是作为实在的“模写”而是作为实在的“映射”被建构的，因为它的意义内含了特定测量主体的价值趋向性和选择性。但另一方面，又同时承认表征术语的意义的映射性又必然地具有它所映射的特定实在的“模本”。从而，把实体的总体性和它们的关联看作是实在，或者把实在看作是具有潜在性、发展性和本质功能的实体总体，从而把所有实在解释成不仅仅包含存在什么或发生什么的世界，而且解释成必然是或可能是什么的世界。 总之，“整体论”的扩张和“意义理论”的深化，使后现代科学实在论不断地走向了“开放”“弱化”和“建构”这三个最基本的趋向性上。这既是后现代科学实在论所具有的“后现代性”的时代特征，又是其得以生存和发展的途径。后现代科学实在论的各种弊病及其有意义的前景，均体现在这些趋向的统一之中。然而，从总体上讲，后现代科学实在论在吸收“后现代性”的批判精神去消解传统实在论的价值标准时，并没有陷入一般后现代主义的极端的相对主义；在与反实在论的论争中，在借鉴语义分析和意义批判的手段时，也没有导向狭隘的解构主义；在接受解释学、修辞学的方法及与人文主义的相互融合中，在广阔的科学、社会和文化关联中探索科学的进步时，也从未放弃对于科学理性的追求。尽管后现代科学实在论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各种各样需要我们加以分析和批判的缺陷，特别是内在化的、自然主义的趋向。但是，它所具有的那些给人以启迪的、深遂的和合理的科学方法论思想，却值得我们加以认真的研究。 后现代科学实在论的研究趋向已在中国科学哲学界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后现代性”的批判精神与科学理性的自觉的结合上面：（1）后现代科学实在论对传统实在论的“现代性”的批判，在中国科学哲学家中获得了某种批判性的认同。（2）某些具有“后现代性”的研究方法，被有机地引入了新的探索视角。（3）对科学的“实在”概念的新的解释和说明，内在地嵌入了某些“后现代性的整体性、建构性和有意义性。（4）对某些具有“后现代性”的研究方法的扩张，使得科学哲学的某些视角渗入了对经济哲学、文化哲学和社会科学哲学的领域之中。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在目前中国已出现了后现代科学哲学家或后现代科学实在论者，而是表明中国的一些科学哲学家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立场上，批判地借鉴了后现代科学实在论的某些合理的内核，并由此推动了中国科学哲学研究的进步性、前沿性和世界性。这一点既体现了中国科学哲学界的研究不断地面对和走向世界的需要和前景，又体现了中国科学哲学界目前的研究现状和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