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哲学是西方哲学之渊源，如恩格斯所说：“在希腊哲学的各种各样的形式中，差不多可以找到以后各种观点的胚胎、萌芽。”[①]所以研究古希腊哲学的历史进程，对于揭示人类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深入研究哲学的过去和现在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就古希腊哲学发展的内在机制加以探讨。 纵观古希腊哲学发展的历史，我认为对“一般”与“个别”关系的探究是古希腊哲学理论发展的内在机制。需要指出，古希腊哲学首先提出的是“始基”问题，其意义是要从纷纭杂乱的世界万物中找出其共同的本质。这一问题的提出既是古希腊哲学诞生的标志，又是古希腊哲学理论研究的起点。人们又把这一问题归结为“一”与“多”的关系问题，这是由当时人的思维水平决定的。这一问题一经形成就作为一条主干贯穿于整个希腊哲学发展的始终，并成为理论发展的自身的内在机制推动古希腊哲学向纵深发展。 下面就古希腊哲学家们对“始基”的寻找以及对由此而引发的“一”与“多”的关系的探究过程加以分析，来说明这一结论。 一、以感性具体物为对象来寻找“始基”，从事物的外部联系中说明“一”与“多”的关系，在对世界万物进行带有浓厚感性色彩的抽象概括中，古希腊哲学萌芽。 古希腊第一位哲学家泰勒士提出“水”为万物的始基。所以此，不仅是由于传统的海洋崇拜，更主要是他自己观察自然界万物间相互关系的结果。泰勒士注意到万物都以湿的东西为养料，万物的种子都有潮湿的本性，而水则是潮湿的根源。此时“水”还是具体物，但已有了抽象意义——万物的本源，而这在人类认识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阿那克西曼德把始基确定为“无限者”，他认为“那生化一切的应当什么都不欠缺”[②]。“无限者”则无界限、无限制、无规定，无所不包。阿那克西曼德看到“水”在解释万物生成时的欠缺：世界是无限的，“水”是有限的，有限何以说明无限？如“水”无法说明火的生成。而他的“无限者”就能弥补“水”的欠缺。虽然阿那克西曼德没有明确“无限者”是什么，是物质本体，还是物质属性，但我认为无论从哪个意义讲，“无限者”的抽象概括程度都要高于“水”。如果是实体物，那它比“水”有更广泛的意义，它包括水；如果是物的属性，那它发展了“水”所应具有的属性。阿那克西米尼从“多”中抽象出的“一”是“气”。“气”的抽象概括程度似乎低于“无限者”，我认为实质不然。阿那克西米尼也同阿那克西曼德一样主张自然界的基质是唯一的、无限的，可他不同意把它说成不定的。他吸取他人在寻找始基中的长处，既看到了“水”在说明万物时的价值——与当时人无法摆脱感性直观的抽象思维水平相适应，可感知的具体物易为人们所接受；又看到了“无限者”的意义——能克服“水”的局限，具有更广泛性。“气”正是两者的结合，既是感性具体物，又有“无限”的性质，而且与当时存在于人们观念中的“精气”、“神气”相适应。这样“气”就能更令人信服地说明“多”。因此，阿那克西米尼说：“万物的始基是无定形的气。”[③] 在寻找始基的同时，阿那克西曼德和阿那克西米尼第一次探讨了始基如何生成万物的问题。前者认为始基有两种对立的力量：冷和热，干和湿等等，对立的力量使始基产生运动、变化。“万物是借分离而从混沌中产生出来。”[④]后者认为“气”是通过凝聚和稀释造成万物，而“气”的凝聚和稀释也是由冷、热这两种对立的力量推动的。热使“气”稀释为火，冷使“气”凝聚为风、云、石、土、水等，其他万物由这些东西产生，并且指出：“这些变化是永恒的运动所造成的。”[⑤]这些思想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性质。 在这一阶段，虽然对“始基”的探寻局限于感性具体物，但不难看出人的抽象思维在逐步提高，并围绕“始基”探讨了事物发展变化的动力，肯定了对立面的作用。这样，哲学就在这第一块对世界本原进行感性的抽象概括的田地上萌芽。 二、以非感性的抽象物作为“始基”，从事物的自身来说明“一”与“多”的关系，抽象思维的感性色彩淡化，毕达哥拉斯的“数”为古希腊哲学向理性纵深发展的转折点。 毕达哥拉斯的哲学思想继续围绕“始基”这一中心，但他一反传统的思维路线，即不是从感性具体物中寻找“一”，而是用数学思想作指导，在非感性的抽象物中寻找。这与毕达哥拉斯本人是一个自然科学家有关，也是人类抽象思维能力提高的结果。他们肯定了“数”与万物的密切关系以及在解释万物生成中的巨大作用，并做出结论：数是一切事物的本原，整个有规定的宇宙的组织，就是数以及数的关系和谐系统。黑格尔评价道：“在这里，我们首先觉得这样一些话大胆惊人，它把一般观念认为存在或真实的一切都打倒了，把感性实体取消了，把它造成思想的实体。本质被描绘成非感性的东西，于是一种与感性与旧观念完全不同的东西被提升和说成本体和真实的存在。”[⑥]他们也不象前人那样从一事物与他事物的外部联系中来说明“一”与“多”的关系，而是认为“一”不在“多”之外，而在其中。“他们并不把数从事物中分离出来，他们却把数当成事物本身。”[⑦]这就把“一”与“多”的关系向前推进一步，为使“一”与“多”的关系向“一般”与“个别”关系的复归奠定了基础。虽然对“数”的性质尚且争论不定，但必须承认以“数”作为万物始基思想的提出在人类认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它不仅使人的思维路线另辟新径，而且就人类认识世界和思维抽象的程度而言都高于前人。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数”的提出是人类思维从感性到理性的转折点，是人类脱离开直观认识走向概念认识的标志。黑格尔认为毕达哥拉斯的哲学是“从实在论哲学到理智论哲学的过渡”[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