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确定性”与客观性、必然性、普遍性等概念一样，是与知识有关的一种重要性质，因而是认识论必需要研究的一个问题。维特根斯坦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半时间中集中研究了这一问题。他写下的有关这方面的思考笔记，死后以《确定性》为名出版。在这本书中，维特根斯坦的思考所直接针对的对象，是摩尔在反驳怀疑论中所提出的一些观点和论证。摩尔这方面的思想可归结为如下几个方面： a.他列举一些所谓“常识”（Common snse）性的命题，如：我有两只手；我是一个人；地球在许多年以前就已经存在；等等，宣称“我确定地在此时知道（know）这些命题”。例如我可以通过先后举起我的左手和右手来表明这一点，而这是无可怀疑的。他认为，如果有谁要否认他知道一命题，只承认他“相信”（believe）这一命题，那是“十分荒唐的”。（G.E.Moore:Proof of an External world,pp145-146.In Moore;philosophical Papers,Allen and Unwin 1963） b.在摩尔看来，一个证明要是能够满足如下三个条件，那就是一个完备而严格的证明。第一，证明的前提必须不同于有待证明的结论；第二，证明的前提必须是我所知道是如此的某种东西（was something which I know to be the case），而非只是我所相信但不确定的东西；或只是虽然事实上是真的，但我并不知道是如此的东西。第三，证明的结论是确实由前提所得出的。（同上书，第146页） c.按照上述证明的标准，摩尔得出的结论是，他所作出的关于常识命题的证明是完备而严格的，“不可能再给出任何关于无论其它什么东西的更好或更严格的证明了。”（同上书，第146页）并且，由于证明了手、我、地球等这类客体的存在，他也从而证明了另一类与常识命题不同的哲学命题，即外部世界的存在。 二 在维特根斯坦看来，摩尔的上述证明存在着一些错误。这些错误集中表现在对知识与“常识”命题的理解上。首先，摩尔对“知道”（know）的性质的理解是错误的，因而他误用了“我知道”一语。其次，也是最重要的，是摩尔对这类常识命题及其“确定性”性质，以及它们在语言游戏中的功能，有着本质上的理解错误。下面让我们加以具体说明。 1.知识的性质与“我知道”（I konw） A.维特根斯坦认为，从“我知道某某东西如此”，推不出“某某东西是如此”，因为仅仅给出“我知道”这样一个主观性的保证（assurance）是不够的，这只是保证我不会犯错误。维特根斯坦指出，当人们说“我知道”时，往往忽略了这实际上指的是“我想我知道”（I thought I know）。显然，“我想”只是一种主观的东西。这种状态总是存在犯错误的可能。但我们需要的是客观地确认我对于这某某东西并没有发生错误。（L.Wittgenstein:On Certainty,Oxford,1969.§12—14。以下该书简称为“OC”）因此，当摩尔反驳怀疑主义者的不可能真正认识事物的说法时，“他不能用向他们保证他知道这个或那个[事物]来进行，因为人们无须相信他。”（OC，§520）即使这样的保证是来自一个可信赖的人，也同样是无济于事。因为即使是最值得信赖的人向我们保证他知道事情是如此这般的，也并不足以使我们相信他的确知道。只有他自己才相信他知道。维特根斯坦指出，这就是为什么摩尔保证他知道的说法并不使我们感兴趣的原因。 另外，与上述说法有所不同的是，在《关于心理学哲学的最后著作》中，维特根斯坦区分了关于“我知道”的通常用法与哲学家的用法之不同。他写道：“在可以怀疑之处，我们说‘我知道……’；反之，哲学家说我们知道某件事，是严格地在没有怀疑之处。因此在这里，‘我知道’这一用语作为一个命题的引入，是多余的。”他举例说，“‘我知道……’通常意味着‘我断定……’。没有人说他断定他有两只手。”（L.Wittgenstein:Last Writings on the Philosophy of Psychology.Oxford,1982.§18，§243）这是从通常的“我知道”的用法上反驳摩尔的证明。 B.知识与相信不同，前者是需要提供证据的。因为由“我知道”直接引发出“你是如何认识的？”维特根斯坦写道，“‘我知道’通常意味着：对于我的命题，我有正确的根据。”（OC，§18）也就是说，“我知”与证明该命题的真实性相联系（OC，§243）；我能够向别人指出我是如何知道该命题的，而别人也可能据此来接受或否认它。因此，假如其他人也熟悉这种“语言游戏”（即熟悉该语词或句子的使用），他就会承认我知道这个命题。这与“我相信”某一命题不同。一方面，作为“相信”，我可以不给出根据，而仅仅作为个人的信念。这类信念仅具有主观的确定性；另一方面，假如我给出的一些根据并不比我所做出的断定更肯定，那么我不能说我知道我所相信的。由知识需要“根据”这一特征，维特根斯坦否定了摩尔那些常识命题能够作为“我知”的命题，因为它们不但不需要寻求根据，反倒是为其它命题提供根据的。也就是说，它们是一些根本性的命题，维特根斯坦称它们为“河床”、“底基”等等。换言之，它们就是“生活形式”本身，不属于认识论的范围。指明这类命题的这一根本性质，是维特根斯坦《论确定性》的主旨。关于这一点，我们后面还要详加论述。 C.知识总是具有可怀疑性，因而与确定性相关。维特根斯坦认为，知识的一个特点在于它们出现错误的可能性，从而是可以怀疑的。一个认识某物的人，具有怀疑的能力。怀疑意味着思想。不可能被怀疑的东西，同样也不可能具有确定性。而没有确定性也就谈不上是知识。知识表现为一些普遍的经验命题，它们具有客观的确定性。这类确定性来源于它们的根据。所以，维特根斯坦写道：“我知＝我确定地熟悉它。”（OC，§272） 维特根斯坦认为，诸如：“我知道我身上痛”，“我知道我牙痛”，它们或是无意义的，或只是意味着“我身上痛”，“我牙痛”。因为，“说其他人怀疑我是否痛是有意思的；但不能这样说我自己。”（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121页）也就是说，某人怀疑自己是否有这样的疼痛是没有意思的。既然不可怀疑，也就不属于知识的范畴，因而也就不能使用“我知”这一用语。因为，我是否知道某事依赖于是否有证据支持我。所以，知识的可怀疑性与确定性是与它们的根据性相联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