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S.艾略特指出：“帕斯卡尔是那些注定要被人们一代代重新研究的作家中的一个，改变的并不是他，而是我们。并不是我们对他的知识增加了，而是我们的世界和对他的态度变化了。”[①]B.帕斯卡尔（1623—1662）是法国著名的数学家和哲学家。他以其早慧与非凡的睿智跻身于17世纪天才的行列，不但具有多方面的兴趣，而且具有多方面的才华，在短暂而辉煌的一生中几乎涉猎当时精神领域的一切方面，并在每个方面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帕斯卡尔在哲学上的主要贡献是于笛卡尔的理性主义之外，弘扬人本主义，这种人本主义一方面继承与发扬了理性主义，以理性来批判一切；另一方面对理性本身的内在矛盾及其界限进行了反思，从两极观念的对立入手，考察了人的本性以及世界、人生、社会、历史与宗教信仰等问题。在这些考察中既夹杂有若干辩证思维的因素，又有着强烈的悲观主义与不可知论的情调。帕斯卡尔虽然在17世纪显得与世格格不入，但却通过卢梭、尼采、柏格森而深深地影响到20世纪西欧大陆哲学。 一、帕斯卡尔的哲学观对现代西方人本主义的影响 哲学，作为爱智慧的学问，一方面意欲穷究天理，另一方面则企图诘究人心，因此，它通常被当作是关于“天道”与“人道”的终极探询的学问，其科学基础在于所谓宇宙学与人类学之中。帕斯卡尔时代，西方哲学的基本精神是以理性主义的观点看待世界与人，确切地说，是立足于人的主体性以探究外在的物理世界和内在的精神世界。值得注意的是，理性主义有广义与狭义两种理解。广义的理性主义是指区别于一切非理性主义的哲学观点与哲学派别，这种非理性主义的表现形式是怀疑主义、诡辩主义和神秘主义等。狭义的理性主义是指与经验主义相对的哲学派别，它把理性当作是具有普遍性与必然性的科学知识的来源，并认为理性的演绎法是科学研究的基本程序，理性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经验主义则认为经验是普遍的必然的科学知识的来源，经验的归纳法是认识的根本方法，经验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无论是经验主义还是狭义的理性主义都是属于广义的理性主义的范畴。尽管西方古典哲学的基本精神是理性主义，但每到社会转型与观念转变时代，或每到科学新发现出现的时代，哲学上的理性主义都会遭到非理性主义的攻击与批判。在近代，当哥白尼天体运行假说在人类历史上首次打破了“人类中心主义”的时候，人便成了茫茫宇宙天边尽头的一个孤独的可怜的存在物；人之为世界的目的，人之为宇宙的中心，这种权利已经丧失了它的基础；人，这个所谓上帝的杰作，宇宙的精灵，原来不过是面对无限自然而惊叹、恐惧的渺小存在。对物理世界存在状况的正视，对人自身存在状况的正视，一开始就容易导致怀疑主义。帕斯卡尔，那一双深邃的眼睛，那一颗忧虑的心灵，面对着永恒的宇宙（空间—时间），进行着痛苦的内心体验与思求。“这些无限空间的永恒沉默使我恐惧。”[②]诗一般的语言勾画出他那非凡的睿智与沉思的神情。对永恒的静默促使他对既有的哲学观念以及自己以往的信念进行反思——哲学应该是什么？笛卡尔断言，哲学只研究“有关思辨的真理和只有借助自然的光明（即理性——引者）才能认识的真理”，至于那“属于信仰的东西，或生活中的行为的东西”则不属于哲学的范畴[③]。帕斯卡尔则指出，由于人的精神区分为“几何学精神”（象征逻辑与理智，质言之，象征理性精神）与“敏感性精神”！（象征直觉与非理性，质言之，象征人文精神），因此，哲学除了雄辩、逻辑与修辞外，尚须靠感情或心灵。在他看来，哲学上的理性主义与其说是揭示了生活的真谛，倒不如说是对真实生活的背叛——在理想的人性模式面前，人的真实自我却丧失了；因此，真正的哲学不能容忍理性主义的道德面孔，而要撕下其虚伪的面纱，让真实的人生赤裸裸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真正的哲学不是去关心那与人无关的冰冷的科学知识，而是要把一切都化为人的生活，并且不是一般地关心生活，而是要追寻生命的本体，赋予生活以意义。帕斯卡尔曾一度热衷于世俗活动，专心于科学研究；但在经过神秘的内心体验之后，便于世俗问题转向宗教问题，于科学问题转向人心问题，于生存问题转向不朽问题。因此，在他看来，哲学与其说是关于世俗事务的，不如说是关于宗教信仰的；与其说是关于科学认识的，不如说是关于人的存在的；与其说是进行理性的探究，不如说是进行非理性的直觉与体验；并且，不但是关于生的沉思，而且是关于死的默念。——“能嘲笑哲学，这才真是哲学思维”[④]。 帕斯卡尔关于哲学的基本主张在17世纪是与哲学的世俗化运动相悖的。在当时，这种哲学上的非理性主义在非法语世界，甚至在法国本土，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不过，它的价值与意义却没有因此而被湮没，相反，它在叔本华、尼采之后得以发扬光大，成为一种普遍的哲学思潮即非理性主义或人本主义思潮。叔本华与尼采率先以非理性的意志阐释世界与人，把意志既看作是世界的本体，又看作是人的本质，只是这意志在叔本华那里被叫做求生存意志，在尼采那里被叫做求强力意志罢了；生命哲学把生命看作是宇宙的本体，认为只有诉诸非理性的体验才能把握生命的本质，只是这非理性的体验在狄尔泰那里表现为情感上的感受与思想上的反思，在柏格森那里表现为直觉；海德格尔存在哲学则试图通过所谓此在的非理性的生存结构即“烦”以展示存在的本真意义，这种存在哲学被萨特加以发展，在法国形成一股强大的存在主义运动；此外，这种哲学上的非理性主义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法兰克福学派以及哲学人类学等流派那里也得到继承和发展。不过，值得指出的是，帕斯卡尔作为现代西方人本主义或非理性主义的先驱，与现代西方非理性主义哲学家们之间毕竟存在着因时代的不同而造成的差异性。帕斯卡尔是在所谓“几何学精神”与“敏感性精神”之间徘徊，最终偏向象征非理性主义的人文精神的“敏感性精神”；而现代西方非理性主义哲学家们一开始便以非理性的东西阐释世界与人。具体说来，在他们那里，解释世界的出发点不是人的理性，而是人的非理性因素，并且人的存在结构不是被当做理性的，而是被当做非理性的。 二、帕斯卡尔的人学思想对现代西方人本主义的影响 帕斯卡尔的非理性主义具体表现在他关于人的基本思想之中。人的问题在17世纪的西方哲学中依然被划分为理智、情感和意志三部分，并且依然将理智或理性当作人的本质，而情感和意志则被当作人的非理性因素。帕斯卡尔在人的问题上虽然继承了关于理性与非理性划分的传统观点，但却并不把理性当作人的本质，而是把理性当作人的“几何学精神”，把非理性的情感和意志当作人的“敏感性精神”；并且不是从认识论意义上对人进行逻辑分析，而是从形而上学甚至神学意义上对人进行非理性的体验——这种非理性的体验是要在揭示人的存在状况之后寻找人的存在的终极意义或永恒福祉。帕斯卡尔最痛恨那些沉溺于世俗活动，忙忙碌碌终其一生却无法顾及自身存在、不追问生活意义的人。他说：“对于涉及他们的本身、他们的永生、他们的一切的一件事，采取这种粗疏无知的态度，这使我恼怒更甚于使我怜悯；它使我惊异，使我震讶，在我看来它就是恶魔。”[⑤]在他看来，世人之所以安于这种对于生命终极意义的无知状态，是因为他们拒绝正视“永恒悲惨的必然性”即死亡。帕斯卡尔自认为他的使命就是要向世人揭示他们的最终归宿，他们的可怕命运，要让他们于消谴的娱乐之中感觉到自身的愚昧，于空间——时间的永恒之中感觉到自身的荒诞与虚无。“人必须认识自己；如其这不能有助于发见真理，至少这将有助于规范自己的生活”[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