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7年初，27岁的黑格尔离开伯尔尼来到法兰克福，在那里他一直住到1801年初。法兰克福时期是黑格尔思想发展的重要转折时期，在此期间他开始摆脱康德主义的影响，逐渐形成了辩证法的思想萌芽。这种转折一方面使他经历了一生中最大的精神危机，一度陷入了“不幸的疑病状态，自我摧毁和自我崩溃状态”〔1〕； 另一方面也使他改变了对矛盾的消极态度，开始把矛盾看作思维与存在的共同基础和动力，并产生了许多重要的思想，例如关于异化、扬弃、否定性、和解、对立统一等思想，这些思想后来成为黑格尔哲学的基本内容。这一时期的另一个重要变化是，黑格尔开始注意到“客观性”的重要意义，这客观性不仅构成了对矛盾进行积极理解的前提，而且也构成了和解思想的前提，这种态度与他在伯尔尼时期一味沉溺于主观性的情感和道德之中的倾向是截然不同的。正是这种提高使得黑格尔克服了康德的理想状态的道德主义，致力于寻求思想与现实、主观与客观之间的和解和统一，从而使法兰克福时期成为黑格尔辩证法的真正“诞生地”。 黑格尔在法兰克福时期最重要的著作就是《基督教的精神及其命运》。在这部论著里，黑格尔一改他在伯尔尼时期的几篇文章（《民众宗教与基督教》、《耶稣传》和《基督教的权威性》）中对基督教的激烈批判态度。关于基督教的现实特征在这里很少直接论及，更多谈到的是宗教的精神本质（这种变化明显反映了黑格尔与现实生活的逐渐妥协）。理想对现实的单方面否定转变为现实与理想的统一，抽象的普遍概念作为精神或生活的一个环节在与具体的存在的和解中被扬弃了。我们看到的不再是耶稣对摩西的批判或者道德主义对权威化的基督教的批判，而是裹藏在“爱”、“生命”等情感主义外衣下的刚刚萌芽的思辨神学对康德的道德神学的批判。这种批判也是青年黑格尔的自我清算，它标志着黑格尔从早期神学思想（即图宾根时期和伯尔尼时期的神学思想，其基调是希腊情感主义和康德道德主义）向思辨神学和思辨哲学的转化。在这里，既可以看到希腊情感主义和康德道德主义的瑰丽余辉，也可以看到《精神现象学》中的辩证思想的熹微晨光。 一、爱扬弃道德与“和解”思想 在《基督教的精神及其命运》中，反对犹太教的外在律法主义的主题转变为反对康德的内在道德律令的主题，耶稣与摩西的分歧变成了黑格尔与康德的分歧。与《耶稣传》中将道德与律法相比较的做法不同，在这里，出现了爱与道德命令的对立。在《耶稣传》和《基督教的权威性》中，康德式的耶稣为了反对纯粹客观的律法，曾提出了某种与它针锋相对的东西，即“主观性一般”。这种主观性一般就是普遍的道德命令，它与律法的区别在于：律法是基于异己的权威的外在规定，道德命令则是基于主观的普遍概念的内在规定。然而，尽管有这种区别，道德命令仍然是片面的和抽象的，因为它缺乏具体的内容。道德命令表现了人的普遍的理性能力和主观理想，在它里面，外在性的权威律法被扬弃了；但是人摆脱了外在主子的奴役，却成为内在主子的奴隶，成为普遍的理性能力、概念、理想、“应当”状态的奴隶。“对特殊的东西：冲动、嗜好、病态的爱情、感性或其他种种说来，普遍的东西必然地而且永远地是一种异己的东西、客观的东西。那里面总残留着一种不可摧毁的权威性，足以激起人们的反感，因为普遍的义务命令所获得的内容、一种特定的义务，包含着同时既是有限制的又是普遍的这样一种矛盾，为了这种普遍性的形式，它提出片面的、极其顽固的自负的要求。〔2〕 外在性的异己力量（律法）被摈除了，然而人现在又陷入了内在的分离和对立之中：一边是普遍性的理性和合理意志，另一边是具体的嗜欲或任意；一边是“应当”，另一边是“存在”，而道德命令就是以这种内在的分离为前提的。在康德那里，道德命令作为一种绝对的义务，要求具体的嗜欲或任意把普遍性的理性和合理意志接纳为行动的内在根据和准则，然而这种统一仍然是一种“应当”状态，它忽略乃至扼杀了“存在”本身。面对这种知性的分裂，《基督教的精神及其命运》中的耶稣——这个耶稣已不同于《耶稣传》中那个以康德的口吻说话的耶稣——提出一种“较高的和解的天才”，即爱的意向。在爱的意向中，法规（包括外在的律法和内在的道德命令）失去了普遍性，嗜好则失去了特殊性，双方消除了对立而达到和解。关于爱与道德命令之间的根本性区别，黑格尔写道：“每一个命令只能表达一个‘应当’，因为它是一个普遍的东西，从而立即表明了它的缺点，因为它没有说出存在。对于这样一种命令像：‘不要杀人’，耶稣提出了一种道德，人的爱的意向与它对立，这种爱的意向不仅使得那个命令就内容说来成为多余的，而且也打破它作为命令的形式，因为命令的形式意味着一个命令者与一个抗拒命令者之间的对立；爱的意向排除了任何关于牺牲、毁灭、压制情欲的思想，它同时比起理性的冷酷的命令是一个具有更丰富更有生命的充实内容。”〔3〕 与康德实践理性的决裂是黑格尔思想发展中的一个重大转折。早在1795年甚至更早的时候，谢林就已经表现出对道德主义泛滥的强烈不满，他在写给黑格尔的信中多次表达了这种不满。谢林写道：“一旦在勿宁说是上帝把他们（指康德主义者们——引者注）带到的那个地方住定了，他们就制造出某种康德体系的肤浅杂拌来，从这里他们源源不断地把浓厚的哲学菜汤喂养着神学。于是，本来已经衰萎下去的神学，很快就以更加强壮的姿态出现了。一切可能的神学教条，都被贴上实践理性公设的标签，并且没完没了地做着上帝存在的神学历史证明。图宾根式的实践理性真是左右逢源，无往不利。”〔4 〕谢林的这种态度不可能不对黑格尔产生影响。当然，黑格尔主要是从自己的哲学思考过程中达到反道德主义的结论的。在这里，希腊情感主义的形式仍然是一个重要的批判武器，但是对康德道德主义的批判并没有单纯地退回情感主义，而是出现了新的内容，即辩证思想的萌芽。邓晓芒先生指出：“事实上，在黑格尔摆脱康德的影响而实现其思想中的‘重大转折’的法兰克福时期，他的思想首先就是以批判康德的伦理学、提出人的自我分裂（自我否定）和这种分裂的重新统一问题、提出‘生命’和‘爱’的概念为标志的。”〔5〕在这里，爱、 生命等等范畴虽然仍被黑格尔看作精神的内容，但是实际上它们已经开始向形式方面转化，而它们所包含的命运（生命的分裂与重新和解）、对立统一则成为精神的真正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