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本主义哲学家重视对语言的研究与艺术形而上学的兴起和发展有密切的关系。一方面，艺术形而上学是人本主义哲学“语言转向”的机枢；另一方面，语言的人本化又为艺术形而上学提供了超越之路。人本主义哲学家的语言观有不少独到之处，但是，语言并不具有人本主义哲学家所说的那种超越功能。语言只是社会实践的特定产物。 【关键词】艺术形而上学 语言 人本主义 从理论渊源上讲，艺术形而上学不过是人本主义哲学的“变种”，它坚信艺术自身具备完美的人性，蕴含着人类真正生存的最终答案。众所周知，柏拉图曾把诗人赶出他的“理想国”，中世纪时期艺术沦为神学的婢女，黑格尔将艺术的地位置于哲学之下，最后用哲学“吞没”了艺术。因此说，近代后期以前艺术只作为表达思想感情的手段而存在，当时还没有人反思艺术的形而上学意义。 笔者认为，艺术作为一种形而上学，是从浪漫派诗人哲学家诺瓦利斯开始的。诺瓦利斯不满于现实社会，向往一种艺术君临的理想世界。在他看来，诗能够抵制工业社会的机械化倾向，为人生增添美丽的色彩。诗化的世界是自由的世界。追求诗，就是追求自由。 艺术形而上学在生命哲学家狄尔泰那里获得系统的阐明。当时，理性主义哲学家热衷于玩弄概念游戏，遗忘了人生意义问题。相反，诗人却挺身而出，承担起解答人生之谜的崇高使命。狄尔泰从诗人与哲学家交换位置的历史性变化中看到了提倡艺术形而上学的必然性和重要性。他认为，想象是诗的根本特质，如果通过诗把想象带入生活，那么生活就会具有异常的兴味和浪漫的诗意。诗能给沉沦的生命带来澄澈之光，真实地显现人生的奥义，因而具有形而上学的意义。 艺术形而上学一词的发明权应属于尼采，尼采在他的著作中常使用“艺术形而上学”、“审美形而上学”、“艺术家的形而上学”、“至深至广形而上学意义上的艺术”等概念。在尼采看来，艺术不仅仅是对现实的模仿，更重要的是对现实的形而上学的补充。以往哲学家所热衷的理性形而上学和神学形而上学都是不足取的。艺术是人生意义的赋予者，审美价值是唯一值得信赖的价值。只有具备艺术的眼光，只有作为一种审美现象，人的生存才是有充分理由的。 海德格尔对艺术作品的独到分析，使艺术形而上学在理论上具有了完备的形式。他抓住荷尔德林“人功德丰盈，但他却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这句诗展开论证，认为作为源始的尺度之筑的诗乃是人生诗意栖居的基础，是人的现世生存的历史性本源。海德格尔期望艺术能为贫乏时代的人们提供精神的家园，他的艺术形而上学最后凝成这样一句话：“一切本真之诗人的歌吟都是归家诗！”[①]归家，这个亲切的字眼正是浪漫派美学思潮矢志追求的目标。可见，被现代人本主义哲学家视为新发现的艺术形而上学，说到底是浪漫派美学这根藤蔓上结出的理论果实。 艺术形而上学以救世为根本宗旨。现实是令人失望的，何不在艺术世界中寻求解脱？艺术能够净化人的灵魂，挽救人的生存危机。这就是艺术形而上学的美妙逻辑。荣格指出，现代人所以感到迷惘、困顿、颓废和虚无，濒临精神崩溃的边缘，原因在于“原型”（以潜在形式存在于人脑中的集体无意识）的弱化和失落。看来，寻回“原型”是当务之急。那么，“原型”在哪里呢？荣格回答：“原型”存在于艺术中。艺术就是“原型”的象征和表达。艺术激活“原型”，带人返回生命最初的本源，消除人生历程中片面、病态和危险的状态。海德格尔在人类面临绝境的时候，仍然相信“只还有一个上帝能救渡我们”，这个“上帝”就是诗，就是艺术。马尔库塞针对当代工业社会压抑人的感性的弊端，提出唯有艺术才能拯救感性的沉沦。因为艺术紧紧依赖于人类的个体生命，解除理性的禁令，向人坦露理想性的东西：希望、欲求、超升。为此，他呼唤一场使人生艺术化的“审美革命”。总之，艺术形而上学其实是一门救世的理论。 然而，现实的情况却令人失望：艺术形而上学并未使人回到温馨、充实的精神家园。这到底怎么回事？这个问题又引起人本主义哲学家的苦苦思索。 尼采首先发表自己的见解：艺术之所以没有现实地成为一种形而上学，是因为“语言生病了”。语言本来应该是艺术与生命的中介，是人的生命力自我生成的标志。生病的语言不再指向生命，艺术的内涵无法抵达人的内心深处。尼采认为语言具有向艺术形而上学超越的功能，促成了现代哲学的“语言转向”。 海德格尔将尼采这一思想进一步发挥：如果说诗作为源始的尺度之筑敞开了生存的世界，那么把这个世界确定下来，宣示出来的便是语言。离开语言，一切都沉入黑暗中隐匿不彰，人类第一次命名活动就是诗，而诗又使语言的本质澄明无蔽。他这样说明语言与诗的循环阐释关系： 首先，十分明显的是，诗的活动领域是语言，因此，诗的本质必得通过语言的本质去理解。尔后，以下情形就了然大白了：诗是给存在的第一次命名，是给万物之本质的第一次命名。诗并不是随便任何一种言说，而是特殊的言说，这种言说第一次将我们日常语言所讨论和与之打交道的一切带入敞开，因此，诗决非把语言当作手边备用的原始材料，毋宁说，正是诗第一次使语言成为可能。诗是一个历史的、民族的源始语言。因此，应该这样颠倒一下：语言的本质必得通过诗的本质来理解。[②] 归根到底，海德格尔还是把语言看成是向艺术形而上学超越的唯一之路。那么，语言是以何种方式作为语言而发生的呢？海德格尔回答：语言言说。人都会说“话”，这“话”是从“别人”那里听来的，而“别人”又是从另一位“别人”那里听来的。这样无限追问下去必定有一个“话”的最初发出者——“上帝”。这里的“上帝”只是一种隐喻的说法，表明语言言说不是人为的。我们知道，《圣经·约翰福音》中说：“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and the Word was with God,and the Word was God.）也就是说，Word既是道，又是词。笔者猜想，海德格尔恐怕最初联想到这一典故才以“上帝”隐喻语言的最初发出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