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文章就弗洛姆与萨特自由观之异同进行了评析。在似同方面，二者都立足于个体本位上的自由，均认为现代人享有自由，但对自由却采取逃避的态度，说明现代人拥有自由的缺陷性和病态性，应帮助人类走上自由的正道。差异之处，首先，他们对自由概念的理解不同。萨特的自由本质上是一种意识活动的自由，并没有现实性；弗洛姆则把自由理解为个人人格、意志摆脱条件制约的独立；其次，他们对人类自由正道实现的途径存在分歧，萨特主张个人自由融入某种形式的集团共同意愿中；弗洛姆则试图用“爱”和“工作”来建立个人与社会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在和谐关系中享有健康的自由。 弗洛姆和萨特虽然分属于现代西方哲学人本主义不同学派，但自由问题却是他们各自哲学中探讨的重要课题。由于共处同一时代及文化背景之下，二人的思想有似同之处；但他们毕竟思想基础和所立角度不同，观点上又有重大差异。为有助于我们对自由问题的思考，本文试展示和分析两人在自由观上的主要异同。 一 似同之处的两个主要方面 1.个体本位自由观。 自由当然是人的自由，但这个“人”是什么意义上的人呢？萨特和弗洛姆的理解几近相同。弗洛姆曾以人本主义者惯有的口吻说道：“人就是他生活的中心和目的。人的个性的成长和实现就是人的最终目的。”[①]这里所谓“人的个性的成长和实现”即指个人的自由度和绝对自由目标的实现。他把这种个人自由的实现视为人之生活的“最终目的”，可见其自由观乃是建基于个体本位意义上的自由观。对此，弗洛姆是直言不讳的，他论证道，自文艺复兴以来的现代思想意识形态，目标就是实现个人主义，而民主的前途就取决于个人主义的实现。“我们今天之所以出现文化和政治危机，并不是由于个人主义太多，而是由于我们以为是个人主义的东西已变得徒有外表。只有在一种民主的社会里，自由才有可能取得胜利。这种社会的图象应是这样的：个人以及个人的成长和幸福已成了文化的目标；生命无需由成功或其它什么东西来加以辩证。”[②]在弗洛姆那里，这种个人主义本位的概念通常是用“自我”这个哲学术语来替代的，因此，我们可以毫不困难地理解他为人的理想所说的话：“任何能促进自我的成长、自由和幸福的目标就是真正的理想。”[③]个体自我应当成为哲学始终关注的中心。在他看来，只有促使每一个人实现自由，才是人类自由目标的实现，也才能构成理想的民主社会。自由是与民主、幸福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东西，因此它全然是善。而自由的真正享有，人才成其为真正意义上的人。 从某种意义上说，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就是关于人的问题的理论。这个理论所立足的同样也是个体自我的自由。他宣称，每个人被赤裸裸而又无根无由地抛入存在以后，就等于抛给了自由。他说：“人之初，是空无所有，只是后来，人要变成某种东西，于是人就按照自己的意志而造就自身。”[④]在他看来，一个人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具有何种规定性，并不以外在的原因和条件为转移，完全是通过自由之在的个人自我设计、自我选择、自我造就而形成的。“人，不外是由自己造成的东西，这就是存在主义的第一原理。”[⑤]当别的思想家声嘶力竭地为争取人的自由而呐喊的时候，萨特却宣布：自由无需外求，在这个世界上“决定论是没有的——人是自由的，人就是自由。”[⑥]一个人不在于他有没有自由，而在于他愿不愿意承担自由的责任并真正享有这种自由。萨特主张活出一个真实的人生，即做一个自由人。如此才会有一切人生价值和意义。当然，因为要承担自由的责任，个人面对本有的自由还必须有足够的勇气。在我们看来，唯有个体自我本位的自由立场才会令萨特呼喊出“人就是自由”的口号。着眼于群体社会联系意义的人，是提不出这一口号的。 人的自由问题的研究的确存在对人的理解的两个基本角度——社会群体意义上的人和个体之人。弗洛姆和萨特不谋而合地选择了个体人的角度。在他们看来，个别昭示着一般。 2.自由异化论。 弗洛姆和萨特均不忧人无自由或不能获得自由的问题，唯对人不愿享有自由深表感叹。萨特叹的是：人本自由，但却把自由变成了自欺欺人的怪行；弗洛姆叹的是：人已获得些许可怜的自由，但却逃避自由。这两种情况都是自由的异化。 弗洛姆在其著作《逃避自由》、《人之心》、和《健全的社会》三部著作中，对西方人的生存方式进行了深层次的剖析，揭示了个人自由异化的性质。他认为，在人类漫长的从未间断的争取自由的战斗中，尽管充满了曲折和反复还是使自由获得了可喜的进展。人的潜力越来越充分地发挥出来，就是能够自由地思想和感知、日益享有自治自决的结果。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当今现实社会对自由发展的严重制肘情况。弗洛姆指出，在表面看来个人自主自助观念确立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因其“使个人与个人之间的联系日渐减少”[⑦]，每一个人均在一种焦虑和孤独感中觉得自己并不重要和无权力，人生除了拼命赚钱之外似无别的意义。为了克服这种不重要和无权的感觉，有的人放弃个人人格的完整性，有的则去摧毁他人，而多数人采取的办法则是逃避自由享有的现实。这些人企图以承袭文化模式所给予他的那种非本我人格，来消弭个人与社会的冲突和矛盾，排解孤立与无权的恐惧感。最常见的一种现象就是：每个人都变得和其他人一样，和其他人所期望的一样。比如，我们观察一个参加宴会的人。在宴会中他对每一个人都彬彬有礼而且快乐并健谈，显得非常幸福和满足。可当他回到家中关上房门之后，他的笑容立刻就不见了，脸上露出了深深的忧郁与不快。实际上，他在宴会上的真正感受是：他感到焦虑，害怕自己表现得不够好；同时他对某些人感到不满，但他却硬装出快乐的样子，以此来掩饰自己的恐惧与愤怒。他之所以这样做，不过是想符合大众社会的要求，得到别人的赞许。在弗洛姆看来，西方社会中的这种大量的丧失自我的异化现象完全扭曲了人的个性，使人变成了一个虚伪的机器人。人的自由“若从它的积极意义来看，是旨在获得人性的尊严和个人力量”[⑧]，可这种虚伪的机器人完全丧失了这些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