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政治体制改革始终是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的问题，历经30多年的改革历程，政治体制改革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经济发展日益艰难、腐败问题层出不穷、群体性社会事件接连发生、贫富差距不断扩大，这些现象自有其产生的具体原因，但无不与当今中国的政治体制有关。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任务是攻坚克难，认为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是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是人民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可以说，能否解决腐败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而政治体制改革不但是反对腐败的重要举措，更是预防腐败、实现中国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保证。 一、现行政治体制存在的问题及改革的必要性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达荣·阿斯莫格鲁(Daron Acemoglu)和哈佛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詹姆斯·罗宾森(James A.Robinson)合著的书《权力、繁荣与贫穷的根源：为什么国家会失败？》指出，社会的繁荣与贫穷是由体制决定的，成功的国家是“包容性体制”，失败的国家是攫取型体制。包容性的政治体制是指，政治权力分布广泛同时受到限制；有相对集中的政治权力确保基本设施的建设；人民广泛参与政治，制定并遵守宪法；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等。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这无疑证明了中国总体上是包容性的政治体制，这种体制是适合中国国情的。但不容否认的是，现行政治体制中存在着诸多问题。这些问题概括起来如下： 一是权力过分集中。在政党权力配置上，政治协商制度并没有充分发挥作用。目前，政治协商对党政决策的作用主要是通过政治参与民主对话来实现的。但由于政治协商在党政决策中的法律地位还不明确，政治协商的程序也不够规范，这就难免使协商流于形式。在政府与公民的权力配置上，政府占优势。公民参与政府管理是民主化的趋势和重要内容，但现实是公众渠道存在着不健全和不畅通的情况，结果是造成公众与政府部门的紧张关系和对立情绪，甚至导致激烈的冲突。在政府与市场的权力分配上，市场往往被权力过大的政府所吞没，“看不见的手”常常被“看得见的手”所控制，尤其是在政府的权力运作程序不甚完善、政府责任制尚缺乏的情况下，政府在与市场、企业的利益关系中过大、过多的权力，严重地制约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二是机构臃肿、官僚主义严重。根据帕金森定律：一个不称职的领导往往任用两个水平比自己更低的人当助手。两个助手既然无能，他们就上行下效，再为自己找两个更加无能的助手。如此类推，就形成了一个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相互扯皮、效率低下的领导体系。辽宁省铁岭市有一个县有9个副市长、20个副秘书长，河南省新乡市有16个副秘书长，湖南省平江县作为一个贫困县有10个副县长、4个县长助理。官员如此之多，必然造成机构臃肿、官僚主义、办事效率下降，同时还增加了行政成本。 三是权力缺乏制约和监督。权力缺乏监督，是腐败的根本原因。在轰动一时的郑筱萸案中，尽管有《行政许可法》的明确规定，药监系统在做药品审批时也引进了专家的技术评审，但是事后证明，专家的技术评审形同虚设，行政审批权力依旧高于一切。2007年3月，温家宝总理在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记者招待会上答中外记者问时指出，“造成腐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权力过分集中，而又得不到有效的制约和监督”。而在现有的权力制约机制里，对“一把手”权力的制约，常常处于缺位状态，因此，“一把手”往往又是腐败几率最高的一个群体。 现行政治体制的弊端导致了诸多的社会问题。 一是经济体制改革动力不足。中国已进入工业化的中后期，依赖要素投入、规模效益的增长方式已难以持续，民工荒的现象说明廉价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期已经过去，特别是随着老龄化社会的来临，经济发展更是不能再依靠廉价劳动力，而全球金融危机也标志着以出口作为重要支柱的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不再是出路。中国经济发展必须寻找新的力量。但是深入分析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却不容乐观。因为在中国这样一种政府主导市场经济建设的格局下，部分企业依托政府权力、借助于对公共资源和市场地位的控制和垄断，获取超经济利润，致使其他企业失去了公平竞争的机会，也失去了发展的动力和信心。在这种情况下，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型民营企业处境艰难，经济活动的民间动力下降。面对持续多年的经济增长模式的式微，中国需要在体制上实施全面的改革以挖掘新的增长动力，寻求可持续的、均衡的、体现社会公平和公正的经济发展道路。正如邓小平指出的：“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1]164 二是社会矛盾凸显。在社会转型和利益分化的过程中，市场经济在发育，利益群体在分化，社会层级在丰富，人群流动在加快，公民诉求在增加，致使一些领域矛盾凸显，纠纷层出，劳资冲突，医患矛盾，用地纠纷频频发生，国企改革中大量国有资产流失、大量工人下岗失业，失地农民问题逐年增加，农民工遭受歧视和生存发展无保障，房价一路高歌，食品安全事件层出不穷，群体性事件连续发生，就业形势日益严峻，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如此复杂的社会矛盾急需社会管理加强，执政能力提高。但计划经济时代的管理方式和长期形成的官僚主义有时不但没有化解社会矛盾，反而使矛盾不断激化。上述诸多社会矛盾从表面上来看是经济体制改革所引起的弊端，可究其深层次的原因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不到位，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的不协调，换言之，社会矛盾产生的主要根源是制度性缺陷造成的，化解社会矛盾必须从源头上抓起，加快和深化政治体制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