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社会学恢复与重建的领军人物，费孝通步入晚年后一直重读旧作、“补课”、“反思”、“结账”，写下一系列反思性作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以下简称《扩展界限》）一文。《扩展界限》是费孝通在临近人生的终点对其从事社会学研究的学术实践、中国社会学的百年历程以及“三级两跳”的中国经验所作的反思和总结。该文不仅体现出费孝通深切的人文关怀和深刻的反思精神，而且彰显出作者不受任何既有框框束缚而神游冥想的自由和智慧，在某种意义上更标志着费孝通在发生思想转向的同时实现了艰难的自我超越。①《扩展界限》发表迄今已有十年。十年间，一些学者从不同的角度阐幽发微，对这篇经典文献进行解读和诠释。对该文的解读、诠释、讨论或争鸣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中国社会学界的共同体意识，增强了中国社会学的主体意识和理论自觉。然而，已有的解读和诠释更多的是就《扩展界限》中的某一观点展开，且不同程度地跳出了费孝通的学术脉络，对其思想缺乏整体性的观照。作为费孝通留给后辈学人的学术遗言，我们有必要从费孝通的学术脉络这一总体性背景出发重新诠释这篇经典文献。 一、社会学中国化与中国社会学的品格型构 一般认为，中国社会学发端于严复译介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的社会学著作。1895年，严复发表《原强》一文首次介绍了斯宾塞及其社会学思想。1897年他开始着手翻译斯氏的《社会学原理》，并于1903年以《群学肄言》为名出版。严复译介西方社会学著作的初衷是试图以西方思想重新激活中国传统文化并由此实现中国自强，“用科学之律令，察民情之变端，以明即往，测将来……发专科之旨趣，究功用之所施，而示之以所以治之方。”②严复对社会学的科学属性的强调，对于现代中国所谓“科学话语共同体”的形成起到了关键的作用。③自严复始，因为科学具有解决现实问题的功能，中国社会学的科学属性得到极大的张扬，并与实用性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严复之后，中国社会学获得了较快的发展，但面临的最大羁绊就是如何用西方知识解释中国现实的问题。以孙本文为代表的“综合学派”和以吴文藻为代表的“社区学派”各自开出了社会学中国化的药方，试图化解“体”与“用”、学术与社会之间的紧张。1930年2月，留美归来的孙本文于中国社会学社成立之时明确提出“把建设一种中国化的社会学”作为自己的目标，“采用欧美社会学上之方法，根据欧美社会学家精密有效的学理，整理中国固有的社会思想和社会制度，并依据全国社会学实际状况，综合而成有系统有组织的中国化的社会学”。④尽管在孙本文的社会学中国化构想中，应用社会学占据重要的地位，也渗透着经世致用的学科理念，但其“行动和视野都基本限于学院社会学或经院社会学的大墙内”。⑤与孙本文同时代的社会学家吴文藻不仅身体力行地实践自己所提出的社会学中国化主张，而且其主张得到了学界积极的响应和承传。吴文藻在其主编的《社会学丛刊》总序中将其社会学中国化要旨概括为“以试用假设始，以实地证言终。理论符合事实，事实启发理论，必须理论与事实揉和一起，获得一种新综合，而后现实的社会学才能植根于中国土壤之上，又必须有了本此眼光训练出来的独立的科学人才，来进行独立的科学研究，社会学才算彻底的中国化”。⑥在论述中国社会科学界所急需的通才时，吴文藻指出，通才应具有三种性格，其中之一即是“经世致用，利用厚生”。通观吴文藻的社会学中国化主张，科学性和实用性构成了中国社会学的基本取向。继承和接续吴文藻学术理想的费孝通在研究实践中更是将科学性和实用性灌注到社会学的学科品格中。费孝通的学术实践一直秉承“富民”理想和“实用”理念，他在《迈向人民的人类学》一文中曾明确地表达了这一观点，即“科学必须为人类服务，人类为了生存和繁衍才需要科学。毋需隐瞒和掩盖我们这个实用的立场，问题只是在为谁实用？用来做什么？我们认为：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人类中绝大多数人乃至全人类的共同安全和繁荣，为了满足他们不断增长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需求，科学才会在人类历史上发挥它应有的作用”。⑦ 从严复到孙本文、吴文藻再到费孝通，先辈社会学家在推进社会学中国化过程中始终强调社会学的科学性和实用性。应当承认，张扬社会学的科学性和实用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当时中国在世界结构中所处的边陲地位以及由此处境所衍生的问题和任务所决定的，科学性和实用性与现代化话语之间的深层契合为社会学在中国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合法性空间。然而，片面强调科学性和实用性所带来的问题是，学术研究很容易为权力和金钱俘获，失去应有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完全沦为改造现实的工具或政府决策的智库，最终导致社会学想象力的萎缩。对中国社会学实用性格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的费孝通似乎意识到这种性格的缺陷，自1998年开始步入“补课”和“反思”之旅⑧。经过集中补课和持续反思，费孝通对中国社会学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这一时期，费孝通对历史、人文的东西表现出越来越浓厚的兴趣，求知方式也发生了转变。一直强调经验调查、从实求知的费孝通在晚年开始告诫学生要“参与超越，神游冥想”⑨。对社会学中国化的理解，费孝通不再像早年那样仅仅强调西方理论与中国社会现实相接轨，而是更加强调社会学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之间的互动、对话和融通。 然而，如何将中国传统与社会学进行创造性的融合一直困扰着包括费孝通在内的一代代社会学者。费孝通晚年在对中国社会学实用性格养成的反思和批判中发现了走出“迷宫”的路口，即社会学中国化的首要问题在于如何理解社会学的学科属性。西方社会学常常将科学性与人文性对立起来，中国社会学也一直强调科学性而压抑人文性。那么，社会学的学科属性究竟是科学性还是人文性？费孝通在《扩展界限》一文中开门见山给出的答案是，社会学是一门具有“科学”和“人文”双重性格的学科。社会学的人文性，决定了社会学应该研究“人”、“群体”、“社会”、“文化”、“历史”等基本问题，为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奠定了一个更为坚实的认识基础。费孝通继而指出，中国丰厚的文化传统和社会历史实践，包含着深厚的社会思想和人文精神理念，蕴藏着推动社会学发展的巨大潜力，是一个尚未认真发掘的文化宝藏。深入发掘中国社会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在实践中探索社会学的基本概念和基础理论，是中国学术的一个非常有潜力的发展方向，也是中国学者对国际社会学可能做出贡献的重要途径之一。⑩ 科学性和人文性有如社会学的双翼，失去任何一翼，社会学都将无法展翅高飞。重新发现“人文性”，对于社会学中国化的演进和费孝通思想的转变都不啻为一次艰难的超越，超越了长久以来所形成的科学与人文畸重畸轻的学术传统，在某种程度上也超越了被历史迷障双目所形成的一味崇奉西方、依赖西方、移植西方的学术无意识。费孝通将社会学界定为一门科学性和人文性兼具的学科，化解了社会学学科属性的内在紧张，为社会学从既有的传统中解放出来，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中汲取扩展社会学既有传统的思想资源以及重新型构中国社会学的学术品格提供了逻辑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