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围绕钓鱼岛的主权问题而展开的争论中，日方一直宣扬着这样的观点：当日本将钓鱼岛纳入日本领土时，钓鱼岛是“无主地”，日本乃根据国际法中的“先占权”原则将其编入日本领土；在将钓鱼岛编入日本领土后，日本才与中国签订《马关条约》，条约所割取的台湾附属岛屿并未明列钓鱼岛名，故钓鱼岛并不包含在中国割让的领土内，日本可以在1945年后继续合法占有。这两个说法，颇有在日本国内误导民众及在国际上混淆视听之作用。然而，这些说法真的站得住脚吗？笔者对此颇有疑问。此外，因钓鱼岛论争而引发的再议琉球问题，是另生枝节，还是有其必然的关联？笔者以往对钓鱼岛问题并无深入研究，献疑于此，就教于方家，是为“钓鱼岛三题”。 一、在声称“发现”之时，日本真的对钓鱼岛的历史一无所知吗？ 1884年至1885年间，先是日人古贺辰四郎声称“发现”了钓鱼岛列岛，后是日本冲绳县派员对钓鱼岛列岛展开秘密调查，证实了钓鱼岛等岛确实是“无人岛”。于是，在钓鱼岛上建立日本国家标桩，将其纳入日本版图的建议被提了出来。 所谓“无人岛”的说法，首先必须厘清。“无人”与“无主”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不可混为一谈。一个岛屿虽然无人居住，但并不意味着“无主”。不用说在航海技术欠发达的古代，即便是在航海业已充分发展的今天，无人而有主之岛也是大量存在的。钓鱼岛虽然无人居住，但在日本宣称发现之时，却已在中国主权管辖之下。事实上，日本所说的这些“无人岛”，在其宣称“发现”前的数百年间，中国早已发现、命名并使用着，且已被纳入中国的海防体系之中。① 1840年后，中国进入多事之秋。落后的中国，面临着挟有坚船利炮的列强，屡屡割地赔款。两次鸦片战争，中国皆败于西方列强。南方香港割于英国，北方更有大片领土失于沙俄。19世纪70年代中期，东部海疆也出现了警讯。明治维新后新崛起的日本，对虚弱的大清帝国发起了多方面的挑战。日本一度兴兵于中国领土台湾，不久便将中国的朝贡国琉球纳入囊中。同时，日本还在中国的另一朝贡国朝鲜向清政府发起挑战。可以说，对外开疆拓土，正是这一时期日本外交的基本取向。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钓鱼岛被“发现”了。 日本对钓鱼岛进行的秘密调查，引起了中方的注意。1885年9月6日，上海《申报》刊登了一则“台岛警信”，称从高丽传来信息，“谓台湾东北边之海岛，近有日本人悬日旗于其上，大有占踞之势”，提醒国人关注事态发展。②这一报道至少表明，在当时人的心目中，这一海岛是属于台湾的，日本人想要“占踞”。然而，这条消息是否引起了清政府官员的注意，尚无史料证明。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一些人认为，日本官方与民间在1885年后有多次登岛行动，但清政府对这些举动未作任何反应，这就表明清政府对此采取的是默认态度，因为清政府心知钓鱼岛并不属于中国。这一论断未免太过武断。以当时清政府所拥有的观测和情报能力，有什么根据能认定清政府对日本在钓鱼岛的举动一定知晓呢？或虽有知闻，清政府就一定能敏锐地觉察到日本有侵占之心并作出反应呢？ 与清政府的懵懂相比，日本在钓鱼岛的举动倒显示出了更多的知己知彼。已经公开的日本资料表明，日本对于中方此前早已发现并命名钓鱼岛诸岛的历史并非毫无所知。1885年9月22日，冲绳县令西村捨三向内务卿山县有朋的密报中说道，这些无人岛与《中山传信录》记载的钓鱼台、黄尾屿和赤尾屿似属同一岛屿，清朝册封使船熟知这些岛屿，并已命名，作为他们往返琉球的航海标识。因此，冲绳县对是否应在岛上建立日本国家标桩存有疑虑，请中央政府给予指示。尽管知道了这一信息，但军人出身的山县有朋还是觉得可以在钓鱼岛上建标。他认为，钓鱼岛“虽然与《中山传信录》所记载的岛屿为同一岛屿，但这只是为了掌握航路的方向而已，别无些许归属清朝之证迹”，因此，“只要冲绳县加以实地勘查，建立国标之事，当可无碍”。③ 建标之事涉及国家外交，山县有朋致函外务卿井上馨征求意见。井上馨显然比山县更知此中利害关系。他于10月21日复函山县，指出：“清国已命其岛名”，“近日清国报纸等风传我政府欲占台湾近旁之清国所属岛屿云云，对我国心怀猜疑，并屡次呼吁清政府予以关注。此刻若有公然建立国标等举措，必遭清国疑忌，故当前宜仅限于实地调查及详细报告其港湾形状、有无可待日后开发之土地物产等，而建国标及着手开发等，可待他日见机而作”。井上馨还特意强调，“此次调查之事似均以不刊载官报及报纸为宜”。④井上馨主张采取的是不事声张及等待时机的策略。 11月24日，西村捨三致函山县有朋，再次就钓鱼岛建立国标事请求指示：“提议在该岛建立国标一事，与清国不无关系，万一发生矛盾冲突，如何处理至关重要，请给予具体指示。”⑤对于此次请示，井上馨和山县有朋的共同意见是，“建立国标，关乎清国，情况复杂，目前似不宜建立”。⑥ 从以上两次的请示与回复可以看出，在钓鱼岛与中国的关系问题上，冲绳县与东京方面的认知不尽相同。西村所谓“与清国不无关系”等说法，显示其担心钓鱼岛已属中国，或至少担心与中国有密切关系。而山县有朋则不管这些，他强调只要没有发现已归属中国的证迹，钓鱼岛便不属于中国，日本即可建标。比较起来，处于第一线的冲绳官员的感知应该更为准确些，他们对钓鱼岛与冲绳及与邻国的关系度应有更为深切的体会。尽管认知上有所差别，但无论是冲绳县还是日本中央政府，他们对建立国标都有着一份担心。这种担心表明，他们对于钓鱼岛与中国的关系其实有所知晓。正是基于这一知晓，出于暂不想引起中方强烈反应的考虑，日本未立即采取单方面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