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J6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172(2013)02-0003-14 音乐和政治作为人类社会生活的两大领域，在近代以来的历史变迁中，关系复杂，多姿多彩。从某种意义上说，探讨二者之间的关系，对一个民族和国家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具有特别的意义。正如罗曼·罗兰所说：“一个民族的政治生活只是它生命的浮面；为了探索它的内在生命——它的各种行动的源泉——我们必须通过它的文学、哲学和艺术而深入它的灵魂，因为这些部分反映了他人民的种种思想、热情与理想。”①二者的关系，从大的方面说，或许民族主义与音乐、流行音乐与现代政治是最突出的两大问题，拙文的题域显然聚焦在前一个问题上。作为现代中国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和音乐学家的王光祈，可谓音乐与政治关系的一个典型个案，集中展现这种关系的就是王光祈的民族主义音乐观及其指导下的音乐学研究。鉴此，拙文拟从音乐与政治关系的视角，梳理和分析王光祈的民族主义思想与其音乐研究及思想之间的互动，以阐释其音乐民族主义建构及价值。 一、民族主义与音乐：政治与艺术的现代性互动 政治和艺术尤其是音乐有着复杂的关系，我国上古时代的典籍《乐记》即有“声音之道，与政通矣”的说法；②一些当代西方作曲家也认为，“音乐中有种非常清醒的精神，这种精神能够把哲学、行为艺术等其他文化领域的元素吸收进来并把音乐和政治理解为同源的。”③自近代以来，尤其是18世纪以来，这种关系的一个突出体现，就是民族主义与音乐抑或政治与艺术的一种现代性互动。 (一)民族主义：政治现代性的原动力和最初指标 一般认为，民族主义是现代的思潮和事物，大体出现于18世纪中叶以后，④18世纪美、法革命及其民族国家的诞生是其显著的标志。19世纪欧洲的民族主义伴随德、意等民族国家的建立而达到了高潮。20世纪伴随“一战”和“二战”而进一步向全世界蔓延，尤其是欧洲以外的亚、非、拉等地区。 民族主义有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心理和语言等各个方面的意涵，但首先是政治的。英国著名学者盖尔纳在其《民族与民族主义》一书中开篇即谓：“民族主义首先是一条政治原则”。⑤从政治意义上说，民族主义是现代政治的原动力。自近代以来的人类政治思想和活动，基本上都是以民族和民族主义为中心、为目标、为主体而展开的。它是最具统合性的现代意识形态，对于任何一个现代国家和民族而言，都是最具感召力、最具持久力的武器。正如英国当代社会学家吉登斯指出：“民族和民族主义就是现代国家的特有属性。”⑥ 民族主义同时也是现代政治最基本的指标，即人类政治现代性的起点和原初要素。人类政治传统与现代最基本的区别是民族国家及其整个的制度体系和思想观念。政治现代性首先是民族化和大众化。现代政治发展出来的其他一些指标和要素，诸如民主化等，都是以民族主义为基础和前提的，都是建筑在民族国家之上的。任何一个国家和政治共同体，从传统向现代演进都不能逾越民族主义以及民族国家这一漫长的历史阶段。 (二)民族主义推动音乐现代转型：从“普遍艺术”到“民族化身” 民族主义在欧洲兴起伊始，就与音乐发生了紧密的关系，借助音乐实现自己的目标，也推动着音乐的现代转型。我国现代音乐家李绿永早在20世纪40年代初就曾谈到这一点，他说：“十八世纪时，许多西方弱小民族，每逢遭到异族欺凌时，他们就利用了发展了自己民族的民间音乐作为号召同族去抗拒敌人的手段。”⑦而且，伴随着民族主义的蔓延和民族国家的增加，欧洲的文学艺术领域，如果说18世纪还可以看作是“世界的世纪”的话，那么，19世纪，则就演变成民族的世纪。因为“就在这个世纪里出现了文学艺术中的民族主义的问题，这个世纪的整个的艺术产品都带有民族主义问题的色彩。所谓民族乐派的大量作品仅由于他们和过去诸世纪中‘国际’的诸流派相对立而被认为具有其存在的价值。”⑧也就是说，“音乐不再是一种普遍的艺术，它与某片土地，与某种民间传统联系到一起，找到了与世界的另一种正式的关系；它在化身民族的同时就赢得更具体的形式。”⑨一句话，民族主义推动了音乐的现代转型，即民族化和大众化，这种民族化和大众化从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都如此。王光祈在谈及近代中国政治对音乐形式的影响时指出：“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中国开始了一个黑暗时期。此时的昆曲日趋衰落。不久从1849年至1866年，又兴起了太平天国运动。由于连年战乱，中国人对昆曲婉转华丽的风格和深奥典雅的唱词已完全失去兴趣，他们所喜欢的戏曲，其音乐要高亢激越，唱词则要简明易懂。因而又出现了新的风格，这就是所谓的二黄和梆子，这两种戏曲形式至今仍统治着各地舞台。”⑩ 进入20世纪后，伴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仅欧洲各国的民族主义进一步高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民族和国家也掀起了摆脱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新的民族主义浪潮，民族主义与音乐在这些民族和国家中形成新的紧密互动，也同样推动着这些民族和国家音乐的现代转型。“1914年，音乐民族主义的支持者决定以其他的形式继续战斗。……从这场‘可怕的战争中’体会到令人难以忍受地重建‘种族领地’的必不可少的边界。音乐不得不用自己的方式去完成这一痛苦的使命，‘为创立种族找回艺术特有的价值’重新建立边界。为使音乐扎根民族文化而进行的斗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没有取得胜利，而这次大战则标志着音乐向‘民族化’迈出新的决定性的一步。”(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