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231；K2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13)-04-0057-10 20世纪20年代，中国政治最重要的事件莫过于国民革命。国民革命时期的党派关系，尤其是国共关系一直为学界的研究热点，这与国共两党是国民革命的主要参与者，且后来都建立了全国政权不无关系。然而，当时在国共两党之外，还活跃着以“外抗强权，内除国贼”为口号的中国青年党①。青年党成立于法国，1924年7月移师国内后一度成为国、共两党之外的第三大党。该党不仅参与了国民革命，而且与中共的关系经历了由合作到对抗的演变。 目前，学界对国民革命时期中共与青年党的关系问题关注较少，偶有涉及，也多偏重于中共与青年党的思想论争②。王奇生和吕芳上分别从不同角度对该时期国、共、青三党的关系予以了较为详细的论述，③但对中共与青年党的关系均仅限于粗线条的描述。至于两者关系演变的内在原因，两人更是着墨甚少。中共与青年党诸多领导人④同源于少年中国学会，虽主义信仰、政治分野不同，但都属于革命阵营。然而，为何同属革命阵营的中共与青年党，非但没有实现合作，而且还随着国民革命的发展两党关系愈加恶化，几至水火不容的地步?由此，本文特就国民革命时期中共与青年党的关系进行考察和探讨，以求对上述问题有所澄清。 一、寻求合作 本来，中共在成立之初，特别强调自身的“无产阶级性”，宣称要“彻底断绝同黄色知识分子阶层及其他类似党派的一切联系”⑤。后因自身力量的弱小、革命形势的需要以及共产国际的提议，中共逐渐接受和确定了与国内各“革新党派”进行合作的方针。 1922年7月，中共二大通过《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提出“联合全国革新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的主张，以“扫清封建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并计划“先行邀请国民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在适宜地点开一代表会议，互商如何加邀其他革新团体，及如何进行”⑥。中共三大之后，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周恩来同在法国的国民党员王京歧取得联系，商议两党合作问题，并于1923年6月16日达成协议。这样，旅欧共青团70多名团员(党员都是团员)全都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在中共旅欧支部的帮助下，国民党旅欧支部也于同年11月在法国成立。 当时，青年党尚未成立，其成员因鼓吹国家主义而被称为国家主义者。在中共未成立前，国家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曾就“主义”问题在《少年中国》杂志上有过争论，但只限于学理性的争论，两派会友间依然保持着友谊关系。当国共两党确定要建立合作关系之后，在法的国家主义者颇为不满，多次发表文章反对“联俄容共”。自1923年底中国青年党成立后，中共与青年党更是以《赤光》和《先声》为阵地，就“主义”与革命策略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在法的中共旅欧支部与青年党诸多领导人本是少年中国学会会友，虽各自主义信仰不同，但所在两党毕竟都属“革命政党”，有着共同的敌人⑦。而且，两党正式成立前，留法的共产主义者与国家主义者曾在1921年的“二二八运动”、“拒款运动”、“进驻里昂大学”及在“旅法各团体联合会”的斗争中，有过言论或行动上的合作。因此，在同国民党建立合作关系的同时，中共旅欧支部也在考察同青年党建立合作的可能性。1924年3月22日，李富春、刘伯庄在给团中央的报告中提到：“此党(指青年党——引者注)为新组织的政党，其首领为曾琦、李璜、何鲁之(均少年中国学会的)、张子柱等。他们以爱国主义为号召，以暗杀为手段，并不否认资本主义，反对我们亦反对国民党”，其“虽立意在出风头，独创势力，但尚有革命性。因之我们对之表面上除以言论批评外，于国民革命的战线上，仍希望其能于行动上尽可能的连(联)合去引导他们。”⑧此时，曾琦也主张：“劝新党联合以向旧党作战”，但“仍保其独立之性质与特殊之主张，不必混入他党，失却光明之态度”⑨。由此，双方在党派合作一事上态度都很明确，都主张革命性质的政党应该联合在同一战线上，以对付国内外的敌人，只是各自所主张的合作方式不同而已。 既然如此，中共与青年党便有了建立合作之可能。1924年5月底，周恩来约李璜及张子柱面谈。周恩来指出：“目前国内新党联合，要实行革命救国，我们大家虽然思想主张不同，然而要打倒军阀政权，反对列强侵略，这是一致的。我们在此打斗下去，殊无多大意思，不如我们三党(指中国共产党、中国青年党及在法的中国国民党——引者注)来一个停战协定，从此不要再打斗而仍如以前的合作。”会谈结束后，张子柱将此意见转告曾琦。曾琦考虑到“青年党在法、德、比三地发展，已得党员一百二、三十人，难于再事扩张”，故有意回国活动；且由于青年党在法“只有稳健的发展，也不宜长此与中共打斗下去”，遂与周恩来等人约定，定期会面，订立休战协定。⑩1924年6月7日，曾琦与中共代表周恩来、任卓宣，国民党代表习文德、李富春(时任国民党旅欧支部执行部宣传科主任——引者注)及本党人员张星辀(张历生)等开会，商议新党联络办法，订立规约十条，共以“打倒军阀，抵抗列强”为宗旨，彼此不得互相攻击。(11) 至此，中共与青年党的合作前景一时显得比较乐观。1924年7月，因国民革命发展需要，周恩来返回国内。同月，青年党的领袖曾琦、李璜也由法归国。曾琦回国的志向，即为“从主义与政策的宣传，以吸引青年知识分子；期之三年，有了可以信赖的干部同志，站住脚后，然后再将青年党公开出来，以与国共两党相周旋”(12)。显然，曾琦的长远规划就是先立足，再凭势与国、共竞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