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不响，像一切全由我定…… ——《繁花》扉页题记 讲得有荤有素，其实是悲的。 ——《繁花》，第四百四十二页 不知是/世界离去了我们/还是我们把她遗忘。 ——《繁花》，第二百零二页 一、“传奇”之外 《繁花》①后记，金宇澄以“旧时代每一位苏州说书先生”自喻，表示“我的初衷，是做一个位置极低的说书人”。②这部三十五万字的小说叙述方式很特别，以大量的人物对话与繁密的故事情节，像“说书”一样平静讲述阿宝、沪生、小毛三个童年好友的上海往事，以十岁的阿宝开始，以中年的小毛去世结束，起于六十年代，③终于九十年代。其写法，如作者在后记中的概括，“口语铺陈，意气渐平，如何说，如何做，由一件事，带出另一件事，讲完张三，讲李四，以各自语气、行为、穿戴，划分各自环境，过各自生活。对话不分行，标点简单”。④ 在“上海叙述”的历史脉络里，《繁花》这种特别的叙述方式值得深入分析，通过形式分析，有可能洞察宰制“上海叙述”的历史哲学变化。这也是笔者读完《繁花》后极感兴趣之所在。不过对于《繁花》，无论作者还是评论家，都不自觉地将其指认为一部地方化的“上海小说”，将小说的历史性笼罩在怀旧的氛围中。比如金宇澄在后记中谈及自己的写法后，马上讲起贝聿铭以上海话接受采访的故事，由此引出感慨，“在国民通晓北方语的今日，用《繁花》的内涵与样式，通融一种微弱的文字信息，会是怎样”。⑤程德培谈《繁花》延续金宇澄这个思路，开篇即谈到，“摆在我们面前的《繁花》无疑是一个特殊的文本，那是因为你如果要感受到其特殊性，就必须要用‘上海话’去阅读”。⑥坦率地讲，笔者觉得这种读法把充满丰富性与先锋性的《繁花》读“小”了，把小说单单读成了语言的艺术。容笔者直言，上海文学的一个致命伤，就是从对于上海话乃至于上海风俗文化的无限热爱出发，吊诡地把上海文学变成了地方文学。 正如张屏瑾对于《繁花》的看法，其上海叙述远远超出地域意义，“上海无疑就是研究中国现代转型中的人性和社会过程的实验场所，而就一个移民城市来说，划地为界也没有多大意义。相反，这一百多年来的现代历史，为上海叙事注入了不可替代的国族寓言意味，这也是今天，在文化、经济和政治建设各方面有所迷惘的我们，依然觉得上海经验与上海叙事是如此重要的原因”。⑦《繁花》既不能被限定为一部仅仅关乎上海的地域小说，也不能脱离“上海叙述”的历史脉络来理解。换句话说，笔者尝试在文学谱系而非地域文化中解读《繁花》。 在文学谱系的背景下，《繁花》以“故事”隐隐对抗着“上海叙述”的“传奇”，但却不是重复“传奇”所对抗的“史诗”的写法。众所周知，张爱玲在著名的《谈音乐》中，以交响乐比喻五四运动：“大规模的交响乐自然又不同，那是浩浩荡荡五四运动一般地冲了来，把每一个人的声音都变了它的声音。”这种交响乐的写法属于史诗，深植于对于社会总体性想象的自信，构建一个统一的世界。关于上海的史诗，最典型的是《子夜》——在这张宏伟的施工图上，各个人的位置是固定的，“每一现象的生命和意义是通过分派其在世界结构中的位置而直接赋予的”。⑧《子夜》的阶级分析，就像层层叠上的格子间，把每一个人物的语言、神情、思想、命运安妥好了。借用卢卡奇对于总体性文学的分析，“史诗可从自身出发去塑造完整生活总体的形态”。⑨张爱玲以“流言”对抗“呐喊”，将“史诗”转为“传奇”，用“传奇”解构“史诗”的总体性根基，在历史巨手的指缝间，重点描摹从坍塌的“史诗”世界中逃逸出来的“个人”，将尘世男女的纠葛写得惊心动魄。世界因为意义的离散已经干枯下去了，守得住的似乎只有寄寓肉身的一点真心。降落到尘世中、沾染着烟火气的爱情，吊诡地成为唯一可靠地摆脱尘世的通道，成为离开失火的伊甸园后一处栖身之地。难得的是，张爱玲老辣的文笔再翻一层，在写作的同时不断拆解，反讽地重写“倾城之恋”，嘲讽这可怜的情爱小宗教。还是借助卢卡奇的说法，张爱玲笔下的人物把世界的某个小角落看作井然有序、百花盛开的花园，并颇受感动地把它提升为唯一的现实，同时张爱玲又让读者看到这个小角落的周围，是无边无际和混乱的天然荒地。⑩毕竟，史诗世界里璀璨夺目的意义已经黯淡下去了，“在新世界里做一个人就意味着是孤独的”。(11) 卓越的张爱玲之后，一切“上海叙述”都要回到张爱玲并再次出发。可惜在“上海叙述”的尺度上，有充沛的艺术能量、可以和张爱玲真正对话的作家不多，笔者就此能想到的是王安忆，从《长恨歌》写到《启蒙时代》，对于作家本身不亚于一场战争。这场战争很吃力，毕竟我们仍然生活在张爱玲凛冽笔触所揭示的“现代”，个人的孤独无法仅仅通过文学而获救，张爱玲所展开的“现代”将格外漫长。大多数作者，只不过学到张爱玲的皮毛，自怜、自恋地渲染老上海的风情，这类旗袍小说在本质而言都是通俗小说，无法承担任何严肃的历史哲学的考量，毫无能力回应人类的精神史。 在此我们回到《繁花》，小说结尾，阿宝与沪生依照小毛的遗言，去帮助法国人芮福安和安娜，这两位法国青年借宿在小毛的房子里，雄心万丈地准备写一个上海剧本：老上海一九三○，苏州河畔，法国工厂主爱上了中国的纺织女。这场对话对于流水般的小说整体显得生硬，这对法国作者对于《繁花》的世界仿佛天外来客，但作者把如此重要的小说结尾交给他们来展开，看中的是这对人物所附着的寓意。阿宝、沪生与芮福安、安娜的对话，作者写得让人忍俊不禁：法国青年满脑子上海传奇，阿宝们不断据史实提醒苏州河畔有中国厂，有日本厂，当年独无法国厂；法国青年安排纺织女轻驾扁舟，阿宝劝道这个女孩子没办法逆流而上；法国青年安排男女主角在装满棉花的驳船里做爱，阿宝表示当时的棉花船上都养着狗，如何避过恶狗耳目，此事殊为不易。安娜辩驳说剧本需要虚构、想象，阿宝与沪生吃几口茶告辞，出门一声叹息：“活的斗不过死的。”(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