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上海成了“新都市文学”的宠儿，许多作家对这座中国第二大城市的今昔变化兴趣浓厚，本地作家当仁不让，更把它当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灵感源泉。“文学中的上海”也是现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热议的话题之一，但跟文学上如何描写上海一样，学术上用文学作品为材料来研究上海的城市文化形象，也都会碰到“谁的上海？”“何时的上海？”“何处的上海？”“说什么话的上海？”这四个存有争议却又颇难深入研讨的课题。夏商长篇新著《东岸纪事》(二○一二)为深入研讨上海文学乃至中国现当代文学上述重要课题，提供了新的信息。 《东岸纪事》背景是六十至九十年代与上海浦西城区一江之隔而天地迥异的浦东川沙南码头、六里镇、艾镇和毗邻的南汇，以青年男女情色恩怨悲喜生死为中心，重头戏是“拉三”(女流氓)乔乔、黑老大崴崴的故事，由此辐射开去，竟一口气写了十多个平民家庭五十多位小人物在浦东开发前的命运沉浮，其中一些人的祖辈父辈的遭遇上溯到五十年代云南西双版纳，愈见历史画面的纵深与壮阔。 夏商以前两部长篇《裸露的亡灵》(二○○一)和《乞儿流浪记》(二○○四)虚构性很强，虽然影影绰绰都和浦东有关，但囿于先锋小说形式，对浦东之于上海文学的意义缺乏自觉，故始终未曾点明。这是许多先锋小说的共同点，孙甘露《访问梦境》、《信使之函》、《呼吸》也不曾明确说出虚构世界的现实背景，尽管我们猜测可能与上海有关。《东岸纪事》从专注先锋形式探索的“画鬼”转向“画人”(扎实地描写浦东平民众生相)，夏商由此不仅找到个人的文学基地，掘开个人的一座文学富矿，告别了先锋作家无家可归的漂流状态，也大幅度改写了上海文学的空间想象。 长期以来，“文学中的上海”在地理空间上一直与浦西城区以外的郊区和周边乡县(包括浦东)关系不大。许多小说描写的上海局限于海上繁华地的文化孤岛，孤岛之外的周边地区在九十年代以来偏于“怀旧”或“欲望叙事”的“上海文学”中处于黑暗状态。同时，孤岛之内曾被现代左翼作家探索过的平民和革命者以及建国后工人和普通市民日常生活也往往付之阙如。“七○后”、“八○后”新生代作家展现自己一代人的生活，几乎无例外地首先要斩断与祖辈父辈的联系，这也遮蔽了九十年代以来上海市民的真实生活图景，结果和偏于“怀旧”及“欲望叙事”的都市小说一道，自觉不自觉地汇入各种文化政治力量催生的奇特的想象空间——这是以“消费”、“财富”、“摩登”、“异国情调”、“情色”、“欲望”、“竞争”、“阴谋”、“跨国资本”、“冒险”、“游戏”为主导的“国际大都市”、“东方巴黎”、“十里洋场”、“租界”、“咖啡馆”、“舞厅”、“片场”、公寓、弄堂，出没其中的是才子佳人、前朝贵族及其仆佣、工商巨子、寓公、阔太、外侨、混血儿、间谍、流氓、白相人、老克勒、妓女、姘妇、政客、伶界明星、南下干部、红后代、白领、小资、遗产继承者、各种特权和食利阶层——似乎这才是“真正的上海”。 某些作家偶尔涉笔近郊和周边地区，总是很清楚地和心目中“真正的上海”隔离开来，近郊和周边地区的居民在他们笔下则自觉向海上繁华地看齐。《长恨歌》中王琦瑶外婆家“邬桥”对这位“上海小姐”来说是“专供作避乱的”，“也是供怀旧用的，动乱过去，旧事也缅怀尽了，整顿整顿，再出发去开天辟地”，王琦瑶则赋予“邬桥”这样“在江南不计其数”的小镇一种上海情调，甚至让当地居民也具备了一颗“上海的心”。《长恨歌》突破上海城区界线，写到附近邬桥，但刻意营造的上海气息吞没了邬桥，邬桥在上海气息笼罩下变成上海的影子和附属品，不可能以自己的气息影响上海。 在怀旧小说和看似立足当下的欲望化叙事中，关于上海的想象不仅割断上海与周边地区的联系，使上海成为一座孤岛，还把偶尔映入眼帘的周边乡镇一厢情愿地涂抹上一层上海情调和上海色彩(好像把鲁迅的未庄、茅盾的林家铺子一律“上海化”了)。同时在成为孤岛的上海内部，也排除了占城市人口绝大多数的平民，反复描写的只是殖民主义及后殖民主义文化政治逻辑构筑的富贵、冒险、悬空、奢靡、洋泾浜、西方化、颓败、感伤、奇特的上海形象，敉平了上海参差不齐百态共存的历史与现实。 不能说这样获得的上海形象毫不真实，它无疑也是现代以来上海文学空间重要组成部分，这方面的开掘已经为上海文学乃至中国文学创生了一个相对成熟而且流传有序的传统，涌现出不少优秀作家。从目前来看，它还有足够的空间，许多有才华的作家将会继续效力于此。但这仅仅是真实与想象中的上海的一部分，倘若以偏概全，不及其余，上海文学可能或应该描写的上海将永远只是一种被大大压缩了的奇特景观。 夏商写浦东，不急于融入这种仿佛经典化了的“文学的上海”。他野心不大，就想为消逝了的浦东树碑立传。但既然上海现在已经吞并了浦东，就不得不“被迫”消化浦东，像《长恨歌》消化“邬桥”那样。然而事实上，“上海文学”中既有的上海形象并不那么容易消化(同化)夏商笔下粗暴野性充满血气的浦东平民世界。这个世界不仅闯入了上海文学既有的形象构图，也唤醒了长期被漠视的上海浦西城区的居民主体，他们和浦东平民“分形同气”，一旦会合，就像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腹中，毫不客气地打破了以往创作所编织的由浦西某一地域某一历史时期某一特殊人群的文学形象一统天下的神话。 《东岸纪事》扩大了文学上海的地理空间，中断了迄今为止有关上海的文学想象的惯性，呈现出另一幅完全不同的画面。它既不同于向被误解了的张爱玲曲折致敬的各种“怀旧小说”七手八脚拼凑起来的传说化的“十里洋场”，也没有类似张爱玲早期短篇小说中末世男女凄惶苍凉、螺蛳壳里做道场、互相撕扯、一道沉沦的情绪。《东岸纪事》也有情欲横流，但这是生命的自然表达，不同于都市空间躲躲闪闪的狭邪之气或意在招徕的欲望尖叫。夏商的浦东是原生态的野性之地。本来血气的上海或上海的血气，在弄堂、公寓、单位男女被压抑被消磨的生命中也会偶尔爆发，但一闪而过，不成气候。到了夏商笔下，并且在迟至九十年代初尚未开发的浦东平民生活的庇护下，这才连成一片，蔚为壮观。野性，血气，血色，对“上海文学”来说多么遥远而陌生！但有了夏商，这些概念变得真实了，“上海文学”也从此具备了足以和外地文学佼佼者相颉颃的生命的元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