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复”①是《许三观卖血记》一个突出的文体现象,尽管作者和不少文章都已从事件、声音、对白、细节、叙述的重复等诸多方面进行过探讨,但从整体上由纵横交错的重复编织而成的内在结构,由此结合而衍生的丰富意义,以及由这些重复所决定的与文本外部的多层面关系,仍有待进行更深入的读解。 一 显而易见,《许三观卖血记》(以下简称《卖血记》)是一个关于重复的故事。它的中心情节从题目就可一目了然。围绕着卖血,作者竟让许三观重复同一行为十二次,这就不能不说是刻意为之,甚至可以说是到了锥心泣血的程度了。这还仅仅是许三观一个人的卖血重复史。小说开端所写爷爷一再错把孙子当成儿子,追问是不是常去卖血;许三观终在村里人阿方和根龙的带领下走上卖血的道路;后来,他又引导来喜和来顺两兄弟加入这续续不已的队伍的情节线索,又构成了一个重复复重复的故事。许三观重复着父辈的人生,他和阿方、根龙则是同辈间的重复,来喜和来顺的出现又预示着这一重复仍在继续。这一系列的重复事件,如同敲在一个点上的重锤,逼迫着你不能不朝向一个方向去思考:许三观们为何不得不重复卖血?他们为什么走不出“底层”的命运? 这个问题的提出很有些无产阶级文学的味道,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看作是对这一文学类型主题的重复。但与控诉阶级的剥削和压迫,鼓动底层人民起来造反的革命文学传统不同的是,许三观们身边没有让他们仇恨的地主、资本家;与“翻身解放”,“当家作主”的延安文学和十七年文学的宏大叙事也不同的是,生活在共和国时期的许三观仍重复着父辈的人生方式。而《卖血记》也不是一部仅提问题的小说,更是自我阐释的例证。它凝聚了作者试图超越“对事实框架的模仿”,而去探究现状世界背后“一个无法眼见的整体的存在”,或也可称为“世界的结构”、“世界自身的规律”的发现与思考。 余华在被看作先锋文学宣言的《虚伪的作品》中认为,由于这个“事先已经安排好”的结构,或也可称为“必然的前提”的存在,人、现实,甚至包括房屋与街道、树木与河流都“不由自主”地“仿佛是舞台上的道具”,在这种“隐藏的力量”指使下展开其运动,“如同事先已确定了剧情”。这个“世界的结构”不仅赋予人的命运,人与人的命运,人与自然的命运,“世界自身的规律便体现在这命运之中”②。如果说,他在《世事如烟》《此文献给少女杨柳》等先锋作品中,分别以小说空间的并置、错位和时间的分裂、重叠的结构作为他理解和把握世界的框架,那么在转型后的《卖血记》中,我以为,余华并未因为题材的现实性而转向现实主义的对事实框架的模仿,他仍承续着对那个“事先已经安排好,在某种隐藏的力量指使下展开其运动”的世界结构的追寻。只不过《卖血记》的现实题材,让他把这种探究有意无意地伸向了赋予人社会命运的“社会的结构”。 那么,《卖血记》中让以阿方、根龙为代表的农民,和以许三观为代表的工人一再卖血,甚至因此而丧生的“社会的结构”,“隐藏的力量”是什么?作者让根龙似乎是不经意说出的一句话全盘抖出:“我们娶女人,盖房子都是靠卖血挣的钱,这田地里挣的钱最多也就是不让我们饿死。”③这句话实在具有着四两拨千斤的效力!它启动了全部“不由自主”地卖血的人生以及为卖血而建立的社会结构。根龙所说不过是就事论事的自家小账,借用余华的话来说,“对其内在的广阔含义则昏睡不醒”④,但恰恰是这一小账控制着卖血重复行为与人生的中心,沿着它才能进入其“广阔含义”的深处。 一直受着马克思主义教育的中国人一定记着马克思说过的这句话:一种社会形态在进行生产活动的同时如不进行生产条件再生产的话,就一年也维持不下去。马克思所揭露的资本主义劳动力再生产的最低保证虽说残酷,起码它还有个长远的观点,能够考虑到传宗接代所需要的抚养和教育子女问题,甚至能够超越“生物学的”最低保证,慷慨地念及一种“有史可循”的最低限需要。如马克思注:英国工人需要啤酒,而法国无产者需要葡萄酒,多少有那么点奢侈的享受。 然而,在许三观们寄寓的世界,他们的劳动力所挣来的仅仅是不让自己饿死的保证,如果还想娶女人,盖房子就得靠卖血。作者从小说开始就埋下了以桂花为代表的女人命运的谶兆,相对于“在这地方没有卖过血的男人都娶不到女人”之男人的命运,女人也找不到“没有卖过血的男人”。无论桂花妈妈的心有多细,她能及时退婚,以免让女儿嫁给因卖血而“身体败掉了”的男人。但桂花最终还是早早做了寡妇,她另嫁的男人根龙因卖血而丧命。小说写到的另一位卖血人阿方则是把尿肚子撑破,命虽保住而身体败掉了。至于像英国工人和法国无产者有些许享受的话,中国无产者们想喝黄酒也只能在卖血之后自己吃自己的犒劳中。他们已经一无所有赤贫到如许三观所说“我现在除了身上的血,别的什么都没有了”⑤的地步。单是为了“活着”,一家人活下去,“不由自主”地都要走上以对生命(血)的出卖养生命的循环路。 我想,这就是《卖血记》核心情节循环重复的所指。作者揭示的不仅是许三观们这一代无产者,起码是20世纪代代相传不变的底层人生及其不变的“社会之结构”。许三观父亲的早逝与根龙因卖血而丧生遥相呼应,他显然死在左翼文学所控诉的旧社会。但经过人民公社、大跃进、大炼钢铁的社会主义,许三观以自己的生存经验一针见血地指出:“从今往后谁也没有自己的田地了,田地都归国家了,要种庄稼得向国家租田地,到了收成的时候要向国家交粮食,国家就像是从前的地主。”⑥